他，設想過各種自殺的方式，想以此作為對自身殘障的最後一次主動反擊。但是，就在他的雙指即將插入電源之際，求生的本能卻突然在腦海中定格——“如果死都不怕，我還怕什麼……”
一
脊髓灰質炎病毒在剛滿周歲的方蔚彬稚嫩的食道和腸胃中四散開來，隨著血液循環加速流動，終於侵入脊髓。
時間回到1980年的秋季，如果沒有這一引以為痛的偶然性事件，與改革開放同齡的方蔚彬也會是中國曆史上最為動人一頁的目睹者和參與者。命運弄人，病毒卻與他不期而遇，方蔚彬在秋天，1980年的秋天，在千年來幾乎未變的中國鄉村，在質樸與保守並存的歲月裏，在小兒麻痹症仍然是嬰童和他們父母的夢魘的時代裏，成了一名“非正常人”。當一個國家的命運攀向高峰時，一個人的命運曲線卻迅速滑向低穀。
炕頭、窗角是農村孩子的遊樂園。掙紮著想站起來的兵娃（方蔚彬的乳名）扶在窗角邊，極力想邁出人生的第一步，祖母站在炕邊欣慰地注視著孫子的學步。一條耷拉著的小腿又讓她忐忑不安，伴隨著小兵娃幾日來的發燒和腹瀉一直未見好轉。村衛生所醫生看到小病人用過幾支消炎針劑後沒有康複跡象，急忙聯係鎮醫院，安排小兵娃住院就診。
發病期間，四肢抽搐的兵娃讓鎮醫院的醫生也束手無策，在醫院的轉送過程中，方蔚彬的小兒麻痹事實上已經無可救藥。沒有得到最後的確認，父母遲遲不願意相信如此可怕的不幸降臨到小兒子身上，開始陪伴他們的是求醫問藥，直到正視細胞永久性無法再生這一冷酷的事實。
在西安市兒童醫院，全身癱瘓、眼睛上翻的方蔚彬，已經在依靠呼吸機延續生命。在場的人們都低估了這個羸弱身體中所蘊含著的巨大生命能量。
小兒麻痹無法治愈，程度不等的後遺症會給患者留下不同的生活障礙。僅在周至終南勒馬村當地，與方蔚彬同樣患有小兒麻痹的患者就有三人，其他兩人由於後遺症狀較輕，生活能夠自理，成年後都先後結婚成家。不幸的方蔚彬所患的是屬於病毒侵犯範圍最廣的那種類型，當他帶著醫生的囑托和常規的藥物重新回到家中的時候，全身能活動的隻有纖細的左手。藥物、調理和恢複身體機能的鍛煉陪伴著他整個青少年時期。
在嚴重的病症前，父母家人逐步放棄了讓兵娃痊愈康複成為一個健康人的想法，能夠完成基本的生活自理成為一個現實的選擇。針灸、電擊、中藥等治療方式與童年時代的方蔚彬的形影不離，當大多數孩子還在享受著學前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的時候，他的活動空間僅僅是病床和醫院，見到的更多的是醫生和各種江湖郎中。有愛就有一切，針灸每三天一次在鎮醫院進行，風雨無阻，父母抱著繈褓中的兵娃，一堅持就是三年，讓人灰心的是這些努力往往不能取得什麼明顯的效果，病痛在折磨著整個家庭。
方蔚彬依然清晰地記得厭食與失眠周期性出現的痛苦。在常規醫療方式無法有大的改觀的情況下，傳統醫學中的江湖郎中成為人們無可奈何的選擇。一位來自中國河南省的遊醫采用的電擊治療方式，是方蔚彬麵臨的最大挑戰，每個月一次的電擊成為最難度過的時期。這位醫生所采取的治療方式極其特別，每次他會將兩根細細的銀針刺入方蔚彬的肌肉，兩頭接上家用交流電，在一次次深入骨髓的痛苦中走向大腦的空白。
人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往往會寄托於奇跡的出現，這時就出現了各種治療方式的綜合使用，其中的一種會在方蔚彬小腿上每隔15公分的距離打開兩個口子，穿入一根羊腸線，左右拉動，試圖通過刺激表層肌肉來喚醒沉睡的深層細胞元。
經過累年的治療，方蔚彬原本不能支撐的腦袋逐漸能夠立起，左手與右手的機能都在逐漸恢複。
二
病患的軀體並不能阻擋一個男孩兒尋找到自己的樂趣，兵娃的炕頭與輪椅邊是周圍孩子們聚集、玩耍的好去處，因而童年時代鬥室之中的方蔚彬並沒有感到特別的孤獨，與生俱來的性格上的優勢漸漸讓他成為了真正的孩子王。身體上的能量迅速轉移到了智力上，象棋是夥伴們競技的舞台，後起的方蔚彬逐漸發現了其中的奧妙，並且在全村的成年人中也鮮有對手，成為了顯示個人存在價值與意義的工具。
但方蔚彬最終明白，單純的遊戲不足以提供給一個人真正的精神支點。
學齡年代即將到來，它宣告了一種新的開始，也暗示了一種舊的結束，它要給正在成長的方蔚彬的精神世界重重一擊，不僅讓病毒在身體上擊敗他，還要讓失落在精神上打垮他。健康的夥伴們顯然已經沒有先前那麼充裕的時間來與兵娃一起玩耍，半臥在炕頭上的方蔚彬通過窗口看到夥伴們走在上學的路上，心裏產生了巨大的失落。
母親最怕聽到的那個問題還是被提出，當殘疾的兒子問道“媽媽，為什麼我不能上學？我想上學”的時候，母子倆隻有通過抱頭痛哭來紓解這來自生命深處的發問。
外麵的世界與方蔚彬生活的鬥室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外麵的世界很精彩，在一台功能簡易的收音機的幫助下，外麵的世界逐漸在方蔚彬的精神中建立起印象，並且強烈地吸引著這個勇敢的年輕人。
上學，走出鬥室，更多地感受世界，成為方蔚彬最迫切的願望。要實現這樣的願望，基本生活的自理是起碼要求，求醫問藥從沒有間斷過的兵娃這次要發起更為激烈的衝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