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的商宅富商李明性是明代山西曲沃富商。李的祖先曾經是金代進士，他排行老三，由於他哥哥李明善不善治理生計，父親又樂善好施，家境日漸拮據，明性不得已半途輟學，攜帶資本外出經商。李明性經商一直在陝西、甘肅一帶活動，他去的地方交通不便，往往要徒步行走，夏天頭頂烈日，冬天迎著寒風，一走就是數十裏，非常辛苦，但他不怕艱辛甚至連一個隨身仆人都不帶。他為人精敏，很善於經商，能根據市場變化、價格高低取舍購銷貨物，不幾年就大獲成功，成為西北有名的富商。
他為人敦厚，對父母十分孝順，與哥哥相處和睦，對朋友同鄉誠懇仗義，有親友在經濟上發生困難時，他常常主動給予幫助，唯恐失於照應。向他借債的人很多，當借債人因貧困不能歸還時，他經常把債券交還對方，債務一筆勾銷。有人賣給他田宅時故意抬高價格，別人告訴他後，他也不去計較。他聽說族中有人放高利貸，就當麵責備，並撕毀債券，所以族中子弟都有幾分怕他。一次本鄉一少年偷了他的放錢小箱子，他發現後並未聲張，不久這一少年知道事已敗露，十分害怕，便連夜到他家認錯求饒，明性隻是教育他一通，勸他改過自新。其他行為不好的少年聽說這件事後，對自己的不良行為都有所收斂。他常常惋惜自己半途廢學，因此對子弟的讀書要求很嚴，後來他的兒子和孫子都考上了舉人。
清代，山西許多商人仍然經營鹽業。山西太平縣王家是一家老字號，清朝初年由王泰來發家致富，此後家道殷富但仍屬於中等商家，資產為數萬兩。乾隆年間，其子孫王協中舉，王家開始成為富甲一方的大商家。王協中舉後恪守家訓，寬厚待人，不久，捐官授刑部員外郎。乾隆南巡時，王協承辦接駕差事，禮待和，寬待同僚，在複雜的官僚人際網夾縫中與人共處。由於官聲極佳，得到乾隆的賞識，取得“恩加十三級，晉資政大夫銜”，一躍成為大官。資政大夫有一個特點，亦官亦商，這意味著王協獲得經商的合法地位。他開始大展手腳，充分展現了一個商人後代的精明。在承辦河東鹽務時，用巨資買得河東鹽池的私賣股權，在兩淮地區以及揚州、蘇州、杭州、羅山等地都開設有王家鹽號，承辦鹽業運銷，每年獲取鹽利1000萬兩白銀，而王協經營的河東鹽業運銷，抵製了外商染指山西鹽務的企圖，維護了河東鹽業產權和稅賦收入，因功獲得乾隆封賞，王家七代都受到清朝皇帝的褒揚。
明代山西鹽商的根據地之一——揚州城由於明清以來山陝商人多在淮揚販鹽發家，故一首《揚州竹枝詞》中說：
襟淮抗海水泱泱，
煮得飴鹽白似霜。
商貿自饒三倍利，
家家豚酒祭吳王。
晉商發家的揚州明中後期，政府開中折色製度的推行，是晉商發展過程中的另一個契機。由於權要豪商對一般商人的排擠，中小商人已很難插足鹽業貿易，於是他們紛紛轉向其他行業，如絲綢、棉布、木材、礦冶、中藥材、茶葉、典當等，使晉商的經營向多元化發展，這些行業都是晉商積極經營的行業。
此外，晉商經營的地域也開始由北方邊地遍布全國，達到“足跡遍天下”的程度。嚴慎修在其所著《晉商興衰記》中概括了晉商的活動蹤跡：“南則江漢之流域，以至桂粵；北則滿洲內外蒙古，以至俄之莫斯科；東則津京、濟南、徐州；西則寧夏、青海、烏裏雅蘇台等處，無不有晉商足跡。”由於經營的種類多、規模大，多元化、集團化的經營模式已逐漸形成，這為晉商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商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經過明代的發展，晉商作為一個地域商幫已完全成形。晉商經過明代二百多年的經營，積累了巨額的商業資本，成為一支財力雄厚、在全國商界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強大商業集團。當時平陽府、澤州、潞安府都有不少擁資數十萬，財雄天下的富商大賈。在國內商界隻有徽商可與其分庭抗爭，而在北方則名列首位。“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新安奢而山右儉也。”這是史料，足以說明明後期山西糧鹽商人的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