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銀兩 墊款項 官累晉商
這些商人因為封建權利取得庇護而發財，又因承擔了過多的封建業務而深受其害。晉商和政府走得近，付出的代價就是：向政府捐納款項。政府表麵上是讓商人自願捐輸，實際上是政府攤派。政府把山西視為商賈之途，是財賦重要來源地。在清王朝為鞏固權利的一係列軍事行動中，都得到了晉商在財政上的大力支持。為了報效朝廷，晉商在曆次的平叛、“剿匪”用兵和防務、賑災等活動中，他們都踴躍向朝廷捐錢，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為佐四川的金川防務，太原等府州紳士孟贏等人共籌本錢110萬兩，並由郭繼傳等率夥商赴川辦軍需物資。乾隆年間，伊犁屯田，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20萬兩，以備屯餉。乾隆皇帝要駕臨五台山，河東鹽商進獻30萬兩。乾隆五十一年（1786），皇帝巡幸五台山，河東商人獻銀20萬兩。乾隆五十三年（1788），打壓台灣林爽文起義，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50萬兩。乾隆五十七年（1792），後藏用兵，他們又捐輸50萬兩。嘉慶年間川楚用兵，河東鹽商和長蘆商捐輸銀100萬兩。嘉慶五年（1800），山西捐輸有一縣攤派至10萬兩，勒令快速繳納，有沒能及時繳納的，甚至鎖到縣衙班房裏。山西巡撫當時說山西已經捐輸一百四五十萬兩，約可以得銀200萬兩。這種手段就連皇帝也擔心會激起民變。鹹豐二年至三年（1852-1853），一年中，山西商人就捐輸白銀近160萬兩，占全國捐輸總數224萬兩的71.4%。政府借山西商人“急公好義”之名，要求山西商人再行捐輸。鹹豐六年（1856）又捐輸白銀201萬兩。數年中，山西商人先後共捐輸白銀“數千萬”。鹹豐年間，山西捐銀占全國捐銀的37%，為全國捐輸之首。清代，晉商捐輸次數的頻繁、數額巨大已成為沉重的負擔。
山西五台山那個時候捐錢，晉商捐出的銀兩可以在擴展的貿易中成倍地收回來，這樣的買賣是越做越有賺頭的。而在清末，晉商捐助餉款次數多、數額高，返還的利益開始越來越少。當時的捐銀一種是用於軍事方麵，如雍正時，清兵出征西北，山西鹽商範氏一次捐輸銀44萬兩，一次捐輸262萬兩；另一種是恭迎皇帝巡視的，清朝皇帝經常去五台山，山西鹽商提供皇帝的賞銀。其他方麵，諸如修路築橋，祠廟義學、義行等。政府當時為籌措款項，派官員去各府州縣勸導捐輸，捐銀一萬、數萬至數十萬兩者，分別等差給賞。不願請獎者，給予借貸印帖，分年給還，分別建坊給匾。
清政府的信用在鴉片戰爭中受到了影響和打擊，由政府出麵向商人借貸，許以官職補償或過幾年還貸款，還可建坊立匾，昭示後人，這些都是手段，而急於籌餉是其最終的目的。鹹豐十年（1860）十二月十八日，日昌總號給漢口分號寫信時，提到“昨接成、重兩處來信，軍務甚是緊急，成都左近四麵賊匪擾亂不堪，兼之省城勒逼捐輸，以滯生意之家，實難存站。即著成（都）火速歸重（慶）號，暫行躲避。至重地一二百裏，亦是賊匪，攪亂人心，亦屬驚慌。如再不妥，亦要遷動”。信中所說“勒逼捐輸”，就是指政府無止境地向票號商人索取錢財，山西票商躲避不及，進退維穀。此時，政府有求於富商報效，與商人的關係隨即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政府對捐款的商人，不時以寬慰、嘉獎的話語進行鼓勵。此刻，政府方麵表現得更主動一些，商人與政府官員的關係借此機會也大大地前進了一步。
清代，坐在龍椅上的皇帝常常向晉商要錢介休冀氏為晉中的八大商之一，冀氏在乾隆年間發跡，到十七世冀國定（字一齋）時，冀氏家業已相當可觀，資本金在300萬兩左右。冀氏一家道光初年時的典當雜貨鋪就有70多家，冀家在平遙的謙盛亨布莊，鹹豐年間改為票號，歸家族共有財產，另外在平遙還設了德昌票號，同時兼營布匹，其餘各店鋪仍以典當、雜貨為主。冀國定的商號，一半在南方，一半在北京與天津等地。冀國定生有五子，捐了二品、三品銜，封贈累及三世。太平軍突進湖南時，馬太夫人囑咐兒子們說：“此吾家報國之時也，時勢如此，守錢欲何為？”寄信各地分號，命令竭力捐輸助餉。僅冀氏一家，捐銀數十萬金，山西票商捐資報效的情形，大體可見一斑。
可步入晚清，這出互相利用的好戲就不好演了。政府和官員還是需要大堆銀子的，可回報與付出的比例顛倒了過來。但是，晉商的捐輸卻沒有停止，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多了。鴉片戰爭後，晉商捐輸白銀200萬兩。鹹豐年間太平天國席卷江南，驚惶失措而餉項匱乏的清廷便又向晉商伸手要錢了。據當時記載：自鹹豐二年（1852）二月起，至鹹豐三年（1853）正月止，紳商士民捐輸銀數，山西、陝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計捐銀1595300餘兩。同治三年（1864），清政府用兵新疆，生意早已不好做的山西商人又大量捐輸。山西籍官員徐繼佘在《複陽曲三紳士書》中感歎說：“晉省前後捐輸五六次，捐輸逾千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