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傳入，正是適應了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要求。但是，馬克思主義畢竟是源自於西方的一種理論學說，對於中國社會的特殊問題能夠真正地解決嗎？這是許多人的懷疑，也是這一科學理論進入中國所麵臨的問題。隻有對這一問題做出科學的解答，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才能得到發展。自從馬克思主義史學進入中國，就有人開始探討這一問題，並推動著馬克思主義史學對中國曆史進程的認識。
經過長期的摸索和探討，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發展曆程證明了馬克思唯物主義史觀的正確性，而且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史學家形成了成熟的、係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史學思想，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回顧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的曆程，展現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史學思想，對於深化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一、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初創
在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傳播過程中，學者主要還是側重於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介紹和闡釋，這是由史學家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修養所決定的，當然也是由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傳播過程的特點所決定的。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釗。李大釗初步介紹了馬克思主義，並自覺地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社會變遷，嚐試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構建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係。
五四運動之後，李大釗撰寫了許多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而其中也有介紹唯物史觀的文章。1920年，李大釗被聘請為北京大學教授，為政治係、經濟係和曆史係開設了《史學思想史》、《唯物史觀》等課程，使唯物史觀第一次走進了高等學府。這一時期，李大釗撰寫十多萬字關於唯物史觀的文章，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研究曆史的價值和任務》、《史觀》等。1924年，他出版了《史學要論》以及《史學思想史》講義，這些論著圍繞著唯物史觀對曆史學研究的作用、意義以及價值等方麵做了深入的探討，開始嚐試構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體係。
李大釗在介紹唯物史觀的同時，首先對當時各種唯心主義曆史觀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古昔的曆史觀，大抵宗於神道，歸於天命，而帶有宗教的氣味。……故凡偉人的曆史觀、聖賢的曆史觀、道德的曆史觀、教化的曆史觀，均與神權的曆史觀、天命的曆史觀有密接相依的關係。”曆史觀由時代的特點所決定，同樣時代的變動也必然會影響曆史觀的變動。這些舊有的曆史觀已經被時代所淘汰，但“時至今日，循環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曆史，猶有複活反動的傾勢。吾儕治史學於今日的中國，新史觀的樹立，對於舊史觀的抗辯，其興味正自深切，其責任正自重大。”在李大釗的介紹和論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及在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時，將唯物史觀規定為“進步的”史觀，明確地提出要樹立這一新的曆史觀。
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對唯物史觀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有二要點：其一是關於人類文化的經驗的說明；其二即社會組織進化論。其一是說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社會上的政治的、法製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地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構造的變化而變化。其二是說生產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係。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著它變動。社會組織及社會關係，也是與布帛菽粟一樣，是人類依生產力產出的產物。李大釗對唯物史觀做了較為準確的理解和表述，並對比中外曆史學演變發展的概況，認識到了唯物史觀對曆史學發展所起的變革性作用，從來的史學家，欲單從社會的上層說明社會的變革——曆史——而不顧社會的基址的變動，故曆史非從經濟關係上說明不可。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的大體。”這種新的曆史觀就要求史學家要從新的角度去研究曆史，因為“馬克思所以主張以經濟為中心考察社會的變革的原故，因為經濟關係能如自然科學家發見因果律。這樣子遂把曆史學提到科學的地位。”
李大釗還以唯物史觀為基礎，對曆史學的對象、認識目的等問題作了分析和闡釋。什麼是曆史？對於這一問題，李大釗從唯物主義的角度作出了明確的定義：“曆史就是人類的社會並為其產物的文化。”但是曆史並不是曆史學，因為曆史進程並不是經過了人們主觀預設而進行的，而是作為一個既成事實呈現出來，曆史學就是要對此進行認識。但人們認識曆史是要借助已有的曆史記錄，曆史記錄並不是真正的曆史進程。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何進行曆史學研究？李大釗經過這一過程分析之後，首先對什麼是曆史學有了一個明確的界定：“曆史學就是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即是研究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生及為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對於曆史學的界定，這隻是進行曆史研究的第一步。
李大釗又對曆史學研究的對象進行了分析，“一方麵把曆史與社會打成一氣，看做一個整個的；一方麵把人類的生活及其產物的文化，亦看做一個整個的；不容一部分遺其全體或散其全體。與吾人以一個整個的活潑潑的曆史的觀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謝馬克思的。”從整體曆史的觀念出發，將整個曆史的內容包括進來，因為在李大釗的論述中，文化所包含的內容是整個社會變革的內容，而不再是傳統史學中以政治為中心內容和主要內容。從這個整體的曆史觀念來看，曆史學的對象範圍有所擴展，但是這又不是簡單的擴充與拚湊，而是經由內部各種要素之間的緊密關係聯結成為一個整體。而貫穿這些要素的就是經濟基礎。
李大釗對曆史研究目的的論述。在他看來，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尋求曆史發展的動因問題，“要尋出那個民族的人依以為生的方法，因為所有別的進步，都靠著那個民族生產衣食的方法進步與變動。”其實就是尋求曆史發展的“因果法則”。此外李大釗還極為重視曆史學對於人生觀的影響。“曆史學是研究人類生活及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自然與人生有密切的關係，史學既能成為一種學問，一種知識，自然亦要與人生有用才是。”李大釗從史學能培養人的科學態度的角度出發，對曆史學作用展開的論述，獨具特色。
另外，李大釗還探討了曆史學與哲學、文學的關係，曆史理論與記述曆史的區別，史學規律與科學規律的差異等問題都作了較為深刻的分析，得出了獨到的結論。
李大釗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並不能夠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但是他還是通過各個方麵的梳理，對唯物史觀作出了較為正確的闡釋，這在當時來說是比較全麵和係統的。李大釗又依據唯物史觀提出了許多史學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的初步嚐試，雖然不盡完善和成熟，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李大釗以唯物史觀為基礎，通過對以上問題的分析和探討，初步構建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體係，並且在唯物史觀的闡釋過程中，對曆史學相關的許多理論問題都進行了重新認識，對舊有史觀的批評以及馬克思主義的闡釋，擴大了唯物史觀的影響。李大釗對曆史學的重新改造和發展的過程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發展的要求。這一進程也帶上了明顯的時代特色。
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曆史變化。1920年，李大釗發表了《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試圖運用唯物史觀的分析工具，從經濟的變動來解釋近代思想的變化，這是較為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研究中國曆史的開始。這一新的角度，在當時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也是由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深刻的解釋力和說服力，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也由於當時人們關注中國新文化構建方向的時候，這一新的理論對人們的認識有很大的啟發作用，這也是“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科學和民主的文化重構理論”，受到了人們的特別關注。這一問題的提出和探討，進一步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
當然，由於時代條件的限製，李大釗在論述馬克思主義史學時，有著很多的缺陷，如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解，主要還是限於唯物史觀中的經濟對社會變遷的重要作用，可以稱之為經濟唯物史觀。而且由於馬克思主義史學早期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還主要是從日本及其他國家轉手而來，所以在理論的理解上也不夠準確。但是李大釗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係上做出很大的貢獻，具有開拓性的曆史作用和地位，因此李大釗也被譽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20世紀20年代，除了李大釗之外，還有其他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介紹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方麵作出了較為突出的貢獻。如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1924年）、李達的《現代社會學》（1926年）、陳翰生的《人類的曆史》（1927年）等，這些著作進一步豐富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內容，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係的形成和發展方麵作出了貢獻。
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
李大釗在史學理論上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定了基礎，而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運用到中國曆史研究中，並取得了較大成就的是郭沫若。1928至1930年間，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在資料極為貧乏的情況下，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寫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論證了中國曆史的發展是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這在當時史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正值社會史和社會性質問題論戰正激烈的時候，更是引起了許多人對這一本書的討論。
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由一係列的論文組合而成的一部文集。包括1928年他寫的《〈周易〉的時代背景和精神生活》、《〈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上之反映》以及《中國社會之曆史的發展階段》，1929年所寫的《卜辭中的古代社會》和《周代彝銘中的社會史觀》，1930年1月，他將這些論文彙集，由上海聯合書店出版。
在這本書中，郭沫若運用自己比較熟悉的甲骨文、金文的資料對中國的社會曆史作了深入的探討，這在方法上有很大的創新，從內容上看，將中國從原始公社製演變為奴隸製，再變為封建製的過程有了較為清晰的交代。特別是中國古代奴隸製度的變化和中國社會變化規律的把握都較前人有了質的飛躍。
郭沫若在《〈周易〉的時代背景和精神生活》中，一改往日曆史研究中，具體問題的實證考察和分析，而是通過唯物史觀這一科學理論，打開了《周易》這座“到二十世紀的現代還發著神秘的幽光”的殿堂。他從《周易》所記載的漁獵、牧畜、交通、耕種、工藝、貿易等生產活動出發，考察與之相關的由家族關係、政治組織、行政事項（包括享祀、戰爭、刑罰）、階級等方麵體現的社會結構，以及它們在宗教、藝術、思想諸領域的反映，通過對從事漁獵牧畜向農耕轉化時期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分析得出結論：《周易》產生在“由奴隸製確切地變成封建製度的時代”。
而在另一篇同樣研究上古時期社會變化的論文《〈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之反映》中，郭沫若對中國曆史發展階段有了較為明確的認識。他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有兩個極為重要的變革時期，“第一個變革是在殷、周之際達到完成，第二個變革，是在東周以後”。他通過對《詩》、《書》二書的深入分析，依照二書反映的時代風貌，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階段作出了全新的解釋。他說：“曆來的經學家講皇、帝、王、霸，以為中國古代曆史的推移是由皇而帝，由帝而王，由王而霸，周室東遷就是由王而霸的關鍵。其實這皇、帝、王、霸，照我們現代的眼光看來，皇就是完全的神化時代，帝是原始公社社會，王是奴隸製的社會，霸是封建的社會。”在對這些觀念分析和對古代社會經濟基礎以及上層建築變動的研究之後，郭沫若劃分了中國古代曆史發展階段：堯、舜時代是“實行亞血族群婚”的母係氏族社會；夏、商是經亞血族群婚的父係氏族社會“轉換到奴隸製國家”的時代，“奴隸製的社會組織在周初才完成”；周室東遷前後為由“奴隸製轉變為真正的封建製度的時期”。
隨後，郭沫若又結合自己比較擅長的古文字，從豐富的史料上對奴隸社會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相繼撰寫了《中國社會之曆史的發展階段》、《卜辭中的古代社會》和《周代彝銘中的社會史觀》，對西周以前的奴隸製社會的社會經濟概況和社會文化生活有了一定的認識，並對社會發展階段有了更為深入的分析。郭沫若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探索中國曆史變遷和發展規律，而他之所以能夠得出科學的結論，揭示出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緣由，得益於他對社會生產方式、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辯證關係的正確的理解和把握。他確信：“社會的整個的建築是砌成在經濟基礎上的。生產方式發生了變更，經濟基礎也就發展到了更新的階段。經濟的基礎發展到了更新的一個階段，整個的社會也就必然地形成一個更新的關係，更新的組織。”從這一科學論斷出發，郭沫若對馬克思所論述的“亞細亞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大體上可以作為經濟的社會形成之發展階段”作了闡釋：“他這兒所說的‘亞細亞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會，‘古典的’是指希臘、羅馬的奴隸製，‘封建的’是指歐洲中世紀經濟上的行幫製，政治表現上的封建諸侯，‘近世資產階級的’那就不用說就是現在的資本製度了。”與此同時，他又對比中國社會的發展情況，結合中國古代社會的實際，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樣的進化的階段在中國的曆史上也是很正確的存在著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謂‘亞細亞的’的原始公社社會，西周時與希臘、羅馬的奴隸製時代相當，東周以後，特別是秦以後，才真正地進入了封建時代。”
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因為所取得的成就而被稱之為唯物史觀指導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第一本研究著作，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董作賓評價說：“唯物史觀派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領導起來的。”翦伯讚說：“在中國開始以曆史的唯物論把曆史做係統的研究的要算郭沫若。”可見，郭沫若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