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王明在共產國際支持下登上黨的領導崗位
@@@一、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與王明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時，王明隻是以一個工作人員的身份參加了會議，為什麼時隔不久，到1931年3月，就能進入中央政治局，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的提拔重用。
王明，原名陳紹禹。1925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當時米夫為中山大學副校長，1927年2月，米夫受聯共（布）中央委托率領宣傳工作組訪問中國廣州、上海、武漢等地，王明任翻譯陪同參觀。1927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因在學生中宣傳托派觀點被免職，米夫擔任中山大學校長。1928年3月，米夫任國際東方部副部長，中共六大以後，王明曾和米夫一起，同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有了分歧。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出席了會議，在米夫安排下，會議選出新政治局委員共16人，向忠發任總書記。但實際工作由王明負責，四中全會提出了“對共產國際路線百分之百忠實”的口號。王明於1931年10月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國內由博古等成立臨時中央。臨時中央因白區工作條件日益困難，於1933年1月遷入中央蘇區，因臨時中央執行的仍是王明下達的指示，所以執行的仍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
@@@二、王明路線實質是國際路線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統治全黨期間，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過三次全會，1931年3月至4月第十一次全會，1932年8月至9月第十二次全會，1933年11月至12月第十三次全會，這三次會議期間，是共產國際“左”傾思想和政策進一步發展的階段，也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忠實執行國際路線，給黨造成極大損失的階段。
(1）在革命形勢和任務問題上，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認為中國已經到了革命危機時期，中國的蘇維埃運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世界的革命。“中國的蘇維埃運動使整個殖民地世界日趨革命化”。為此，中共中央派幹部到蘇區去貫徹共產國際路線，在贛南會議（1931年11月）和寧都會議（1932年10月）上排擠毛澤東的領導，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二次全會號召各國共產黨采取積極進攻路線，中國黨的文件便一再強調中國革命危機已經成熟，目前革命與反革命決死鬥爭中的中心特點是執行堅決進攻的路線。
(2）在階級關係問題上，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發生後，中國民族矛盾上升，階級關係發生了新變化。共產國際沒有重視這種變化，第十二次全會仍規定中國黨“采用下層統一戰線”政策。組織群眾把要求抗日的中間階級排除在統一戰線之外，這種關門主義做法使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漲的大好形勢喪失殆盡。
(3）在反黨內主要傾向問題上，中國黨秉承共產國際旨意，一再強調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危險過去是主要危險，在世界革命運動現階段仍然是主要危險。”“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右傾現象，”繼寧都會議撤銷毛澤東紅軍總政委職務後，1933年1月博古進入蘇區後，又開展反對“羅明路線”和批判鄧、毛、謝、古的鬥爭。進一步打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使一係列“左”傾政策在蘇區得以進一步貫徹。
(4）在土地政策上，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通過的《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決議案》(1931年8月）中，關於土地政策規定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方針。1931年11月由中央代表團主持的以蘇區第一次黨代會上，把毛澤東同誌的正確主張說成是“富農路線”、“嚴重右傾”，在通過的土地法上照抄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
(5）在中國革命道路問題上，由於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具體特點規律，特別是不了解農民遊擊戰爭和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因此，共產國際始終是以城市包圍農村的“城市中心論”來指導中國革命，這就不能不發生錯誤。
※※第二節 王明《兩條路線》小冊子與共產國際
@@@一、王明是一個典型的教條主義者
共產國際為什麼選中王明並把他扶上高位呢？因為王明是一個十分典型的教條主義者。他既不懂中國革命的實際，又不聽取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意見，隻知照抄、照搬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早在中山大學時就全盤接受並發揮了國際“左”傾觀點和主張。
1929年夏回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在黨的《紅旗》報、《布爾什維克》雜誌上，先後發表了30多篇文章，把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論述和指示奉若神明，大加稱頌、宣揚和發揮，逐步形成了比立三路線更“左”、更完備、更帶“理論”色彩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
在李立三推行“左”傾冒險錯誤的過程中，王明同李立三的觀點基本上一致。但當共產國際指責立三“不過是用假冒的‘左派’空談遮蓋著自己的消極性”，實質是右傾時，王明文過飾非，一反前態，把他過去說過、寫過的不符合共產國際指示的話，統統刪去，概不認賬。根據共產國際基調，以共產國際7月決議和10月來信為藍本，重新整理補充以《兩條路線》為名拋了出來，緊跟共產國際，大批李立三“右傾消極的投降內容底路線”。這個小冊子隻不過是一個在新的形態下，繼續、恢複或發展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的新的政治綱領。
@@@二、王明《兩條路線》小冊子與共產國際
王明《兩條路線》小冊子，1931年2月在上海出版。它是大量抄襲共產國際決議拚湊而成的，是國際“左”傾觀點的翻版。這一點，王明並不諱言，他說這本小冊子，是根據“當時發表的國際幾種決議材料寫的”，“小冊子的內容，與國際路線沒有原則上的任何不同”。
《兩條路線》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代表作和總綱領。對於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和黨的政策策略提出了一係列的錯誤觀點。
第一，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係的問題上，不承認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隻說“中國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國家”，它認為中國經濟的特點是帝國主義經濟占“統治和支配地位”，資本主義有相當畸形的發展，封建剝削關係雖還占優勢但已經是“餘孽”。它強調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帶著激劇的勢力和畸形的方式侵入經濟生活”，“有‘新興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有廣大的商業資本”。這樣，就誇大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
對於中國革命的對象，小冊子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起來，說“中國革命的現在階段上已經怒號著偉大鬥爭：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反封建餘孽的鬥爭，反資產階級的鬥爭。”並說“現階段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隻有在堅決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才能得到徹底勝利”。
對於中國革命的動力，小冊子說“中國現在革命階段的革命主要動力是：工人階級、雇農和貧農，中農是鞏固的同盟者，加上城鄉的廣大的半無產階級成分和小資產階級的下層”。這就是說，它把其他可以爭取或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參加革命的力量和同盟軍都排斥在革命之外，根本否認“第三派”或“中間營壘”的存在。說“資產階級的大中階層及一切資產階級改良的派別，……都各是反動營壘的一翼”。“上層小資產階級在武漢時代已轉入反動的營壘，現在有革命作用的隻是小資產階級的下層”。這說明它不但不承認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時候和一定程度上有參加革命的可能，而且也抹殺了上層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可能性。這種看法是完全不符合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的實際情況的。
由於對中國社會性質和階級關係的錯誤分析，因而它盡管講現階段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但實際上卻把民主革命任務同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界限混淆起來了。
第二，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小冊子根本無視中國革命中敵強我弱的基本事實，否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曲折性和不平衡性，過分誇大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主觀力量的發展，它強調全國形勢是“新的革命運動的高潮日益增長，”“直接革命形勢，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個或幾個主要的省份”。
對黨的任務，它提出了一條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對於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反動統治區，要求“加緊發動和領導工、農、兵、勞苦群眾的各種各式的鬥爭。……在政治上、組織上、群眾基礎上，……真正準備和創造武裝起義的一切必要前提”。對蘇區和紅軍則要求“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進而能夠占領一個或者幾個工業的行政的中心城市”。這種盲目的“進攻路線”，使革命不斷地陷於嚴重的損失。
第三，在中國革命道路問題上，小冊子反對毛澤東等同誌開辟的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認為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是“和平割據觀念”、“保守觀念”與“地方觀念”等等的右傾傾向，必須加以反對和鬥爭。它甚至汙蔑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戰爭，說蘇區已經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不是“真正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府”，說“有些地方黨部及蘇維埃政權的領導成分中，富農占十分之五六”。對於在革命中創建起來的紅軍認為差不多“都是由個別同誌及地方黨部憑直覺的階級意識及英勇的創造行動發展的”。這種以城市為中心的“進攻路線”，其實質同立三“左”傾冒險錯誤沒有什麼區別。
第四，在黨的各項政策問題上，小冊子提出了許多超越民主革命的政策。
對於土地問題，它反對所謂“富農路線”。主張不僅要分配富農的多餘土地，而且要“使富農得到較壞的土地”。這種消滅富農經濟的政策，不僅把富農完全推到地主一邊，而且造成中農的恐怖和動搖，反而孤立了貧雇農。
對職工運動，提出“實行工人監督生產”，建立“雇農工會獨立組織”和過“左”的勞動政策。
在經濟政策方麵，提出過“左”的征收統一累進稅及階級稅（稅捐應加在有產階級身上）的租稅政策。這些過“左”政策表麵看起來很革命，實際上是孤立了自己，影響了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
第五，在黨內鬥爭問題上，片麵誇大黨內鬥爭的意義和作用，認為黨內反傾向鬥爭，應當是黨的一切行動和指導的基礎，要實行“不調和的無情的鬥爭”。當時，“左”傾是黨內的主要危險，小冊子卻強調集中火力去“反對主要的危險—右傾機會主義傾向”和“對於不正確傾向采取調和態度的調和傾向。”他把反右傾、反調和作為一根大棒，到處打人，以實現其所謂“根本改造黨的領導”篡奪黨的領導權的目的。
王明這套東西沒有什麼新創造，幾乎每一個結論，都可以從共產國際的文件中找到出處。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理論和策略，都是從共產國際搬來的。正因為這樣，所以“左”得更堅決，更有“理論”。並且很快得到國際讚許和批準。
※※第三節 王明坐鎮莫斯科遙控指揮國內革命
@@@一、王明赴莫斯科出任國際代表
以瞿秋白為團長的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已於1930年陸續回國。在此情況下，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先後派遣王明、康生為正副團長的駐國際代表團。代表團成員先後有林仲丹、陳鬱、楊鬆、張浩（即林育英）、周和森（原名高自立），孔原、梁樸、歐陽生，趙毅敏等。代表團成員於1937年下半年陸續返回延安。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黨在白區工作不斷遭受挫折。顧順章叛變和向忠發被捕、被殺，王明任中央代理總書記，但由於白色恐怖，白區工作日益艱難。同時，自上屆代表團回國後，一年多時間內沒有中共代表團負責人在國際工作。於是，王明乘機提出辭去代理總書記職務，改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要求。經米夫同意，王明於10月18日離開上海，11月7日到達莫斯科，11月10日，被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從此，他坐鎮莫斯科，對中共中央遙控指揮。康生於1933年7月到莫斯科，被王明提拔為代表團副團長，加強了王明對於中共代表團和中共中央的控製。
@@@二、王明遙控指揮國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