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對蕭何的謙遜自保及其相業，該如何評價？曆來見仁見智。司馬遷所寫的《蕭相國世家》，隻用了很小的篇幅，正麵寫蕭何的功業，卻把主要筆墨用於寫劉邦的猜忌和蕭何的防範，而在最後的“讚”中，卻對蕭何頗多譏貶，一則曰“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二曰“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淮陰、黥（英）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明斥其因人而成事，在韓信、英布被殺之後，善於自保的蕭何才得以安享功勳之首的榮華。最有意味的是，司馬遷的最終評語“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這究竟是對蕭何的褒獎，還是譏貶？司馬遷論漢初將相功業，多喜與周初賢臣相比。如，其論韓信“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其論周勃“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閎夭、散宜生的地位遠不及周、召、太公諸人重要，而按照漢廷的定評，蕭何居於韓信、周勃之上，由此反觀司馬遷的類比，顯然是對蕭何的有意貶抑。原因何在？韓信和周勃在皇帝麵前，力圖保持一份大臣的人格尊嚴，這與蕭何曲意求容恰成鮮明的對照。我認為這或許是司馬遷褒揚韓、周而貶抑蕭何的主要原因。
司馬遷的褒貶傾向，隻是我們讀史論人的參考坐標之一，而非唯一。在專製君主的猜忌之下，開國大臣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張良以遁世歸隱自保，韓信以貪戀祿位且疏於防身而滅族，曹參、陳平以清靜無為而求免禍，周勃以質直敢斷亦可僥幸存身，每個人的選擇，都有符合其秉性的依據。蕭何的委曲求全，確實容易被尚氣好奇之士所鄙視，但卻不應該被簡單否定。在君主的猜忌之心發展到不可理喻之時，自標高傲無異於求死，全身而退僅屬明哲保身，不惜犧牲自尊以換來君主的信任，得以做些於國於民皆有實際補益的事情——蕭何的選擇不是更有意義嗎？讓我們且不要對蕭何人格的扭曲大張撻伐，而首先對造成蕭何人格扭曲的君主獨裁製度橫眉冷對：專製製度的原則，就是使人不成其為人。即便是高居於萬民之上的丞相，在君主之下，也隻能屈尊而為奴仆。這是蕭何一生宦海風波昭告於後人的一條真理。
漢惠帝二年（前193），蕭何病逝，諡號“文終侯”。其後世子孫多次得到西漢朝廷的赦罪賜恩，可謂“皇恩浩蕩”、累世富貴。漢景帝為絕嗣的侯另立繼承人的詔書，典型地表達了漢代皇帝對蕭何的敬重：“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漢書·蕭何傳》）蕭何的封國，其子孫後代享受到西漢末年王莽代漢之時。蕭何祠廟，作為後世對蕭何的紀念性建築物，更是分布於許多地方。
永城蕭何祠
繼任相國的曹參，與蕭何一樣都是劉邦的沛縣故交。秦時曹參為沛縣的獄掾，與蕭何同為縣中的“豪吏”，也是協助劉邦起兵的核心人物。
在反秦大起義中，曹參始終追隨在劉邦身邊，是敢打惡仗、多立戰功的名將。他率部攻打過秦將章邯的車騎部隊，並且取得勝利；在多次攻城之戰中，曹參先登上敵城；曹參率軍攻打秦三川郡守李由（秦相李斯之子）的部隊，擊破敵軍，誅殺了李由。秦將章邯襲死項梁之後，楚懷王特別倚重沛公劉邦，任命他為碭郡長，統帥碭郡的反秦義軍。在這一關鍵時刻，曹參受封為“執帛”的爵號，號為建成君，並且晉升為隸屬於碭郡的戚縣縣令。可見此時的曹參，作為能征慣戰的將領，其影響已經形成。其後，曹參又參加了滅秦之戰的諸多戰役。
項羽進占關中，封沛公劉邦為漢王。漢王在受壓抑之時，也沒有忘記晉封曹參為建成侯。在追隨劉邦到達漢中時，曹參已經遷任將軍了。
在楚漢之爭中，曹參以統兵將領的身份，奮戰在第一線上。自從韓信受命獨立作戰之後，曹參就被劉邦分派到韓信麾下，以劉邦用人每有深意來推測，曹參完全可能是劉邦安排在韓信軍中的特殊人物，起著某種牽製性的作用。曹參參加了側翼戰場的許多苦戰惡仗，攻城野戰，斬獲甚豐。論及軍功，曹參高居諸將之上。所以，在開國之後的“論功”之時，武將們一致擁戴曹參，而瞧不起未經戰陣的蕭何。曹參雖然出身行伍，卻非尋常武夫可比，而是一位頗有政治見識的人物。早在楚漢之爭中，他就具備了“出將入相”的閱曆，表現出治理國政的才幹。在隨大將韓信平定齊國之時，曹參的職務就已經是右丞相了。齊王韓信率軍參加垓下會戰時，選定曹參留守齊地，以鎮壓田齊餘黨，平定那些未曾降服的地方。由此可見，曹參的軍政才幹是深得韓信器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