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倫理構想》一書中，瑞士著名學者漢斯·昆通過對近現代史的簡要回顧和對國家社會主義、新資本主義等社會發展口號的深入剖析，一針見血地指出：“盲目地信任國家計劃（如東歐）與盲目地信任市場經濟自我調節的力量（如西方），都是沒有道理的；市場供應與需求的力量並不會自動地趨向平衡，市場分析不能代替道德。”他認為，如果沒有道德，沒有起著普遍約束作用的倫理規範，各國最終將自己陷入一種社會危機，甚至導致經濟和政治上的災難。漢斯·昆的論述雖有些言辭激烈，但卻引發了人們對現代化過程中道德與倫理問題的深思。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我國社會進入了高風險期，在種種競爭、壓力和文化觀念的衝突麵前，哲學、倫理學若遲遲不能提供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範體係，我們的決策與行為勢必走向“盲目”，整個國家也許真的會在經濟發展的高燒過後陷入“身體虛脫”的境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胡錦濤同誌提出了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意義重大而深遠，它不僅概括精辟、寓意深刻，抓住了當前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的社會現實問題，而且是非標準鮮明，價值導向明確，集中體現著三方麵的倫理向度。
一、義利觀向度：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倫理前提
榮辱觀首先反映的是人的道德價值，把榮辱問題與人們的義利取向聯係起來，幾乎是人類進行道德評價的文化本能。我國古代一直把榮辱判定內在地和義利取向相契合，並進一步作為人生修養的前提條件。“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通過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表達了物質利益對榮辱觀形成的基礎性作用；而孟子“仁則榮，不仁則辱”（《公孫醜上》）的主張和荀子“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辱》）的論證，則集中地表征了儒家榮辱觀的“仁義”內涵。
其實，無論什麼樣的道德規範和道德觀念，都根源於社會的經濟利益關係，義利關係簡單地說就是道德和利益的關係。它大致有兩方麵的含義：一是從個人的秉性修養看，是義高於利還是利高於義？由此便有了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的感慨；二是從社會的利益關係角度看，是個人利益高於國家、集體利益還是相反？由此便有了墨子“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的宏願。當然，如何正確地理解義利關係，對義和利作出怎樣的價值取舍，曆來是形成什麼樣的榮辱觀的前提條件。從西方曆史發展看，自文藝複興和思想啟蒙以來，個人主義越來越轉向了合理的利己主義。尤其是經過韋伯“新教倫理”和邊沁“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的洗禮後，利己主義、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成了社會生活中人們主要的文化理念。而勤勞致富，拚命賺錢，以自己的才智在競爭中謀取“功利”，則成了“上帝也嘉許的美德”。這種以個人利益為中心的榮辱觀，是資本主義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的集中表達。
在我國的傳統社會中，不同的倫理思想家們在不同的曆史時期，為達到不同的社會目的，對“義”和“利”強調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重義輕利、先義後利、見利思義一直是主流社會所稱道的美德。特別是漢武帝獨尊儒術後，董仲舒以“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的思想對中國先秦以來的“義利——榮辱觀”做了片麵的總結，強烈要求人們淡化物質利益的追求，突出“仁義道德”在社會意識領域的地位。到宋明理學時，更是以“存理滅欲”的價值取向把人們的義利追求完全對立起來：“由義為榮，背義為辱”，“窮而不困則榮，富而不仁則辱”（《象山全集》卷十三）；有人進而提出破“心中之賦”（私欲）的政治主張。這種封建主義的榮辱觀除了為其社會的專製統治提供空泛的意識形態進而通過愚民手段迫使社會穩定外，並不利於社會運行機製中公平正義的形成，相反會誘發“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的道德尷尬。
社會主義榮辱觀不同於資本主義的以“個人利益”為中心的功利主義榮辱觀，也不同於封建主義的以“仁義”為中心的泛道德主義榮辱觀，而是在汲取二者合理成分後，建立在“義”、“利”兩種價值取向高度一致基礎上的，符合廣大人民意願和社會曆史發展趨勢的新型榮辱觀，一方麵，社會主義榮辱觀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的，它不僅不排斥個體利益和逐利性的商業活動，相反還以此為前提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按照這種榮辱觀，一般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以及由此而帶動的大部分經濟活動，都具有擴大社會和人民利益的功能，那些誠實、合法、勤勉的商業活動和趨利行為既是符合社會利益的行為，也是符合社會道德的行為，是新的曆史條件下最值得提倡的善行。另一方麵，社會主義榮辱觀又是以“道義”為根本價值取向的榮辱觀，它雖然也從利益出發，但卻在“趨利”過程中把更加廣泛更加深刻更加人性化的道義內容涵化於其中，把個人、集體、國家和民族的義與利、榮與辱高度地融為一體。那種類似“隻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唯心主義榮辱觀已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被徹底否定。因為，脫離經濟基礎和社會發展實際的精神文明建設根本就是空中樓閣；那些空談道義、恥言功利的榮辱說教不僅不能樹立起人們正確的榮辱觀，反而會招致不良的社會後果。
站在曆史的角度，義利關係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榮辱問題似乎一直是中國倫理文化想解而難以解開的紐結。從總體上看，“儒家尚義，以為做事隻須問此行為應當做與不應當做，而不必顧慮個人的利害。墨家尚利，以為一切行為，應以求人民之大利為目的”。但隻要我們細加分析就會發現，儒墨兩家的“義利——榮辱觀”本質上是相通的，二者都是人類文明所必然要求的。就個人而言，孔子雖然把重義輕利者視為君子，但卻不得不承認“食色性也”的事實。這種矛盾而幽默的表述無非是要告訴人們：人類對諸如衣食住行等等的利益性追求是自然的、本能的，既無所謂善惡，更上升不到道德不道德的高度。就社會曆史的發展而言，胸懷國家、民族、人民之大利本身就已是一種大義。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目前社會主義榮辱觀進一步開明宗義地提出“熱愛祖國為榮，危害祖國為恥”，“服務人民為榮，背離人民為恥”，充分顯示出了“大義”與“大利”相統一的時代風尚和價值取向。
人類幾千年的倫理實踐反複證明，所謂的義利之辯並不是說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每時每刻都得“揚義貶利”，更不是說“仁義”者就是道德之偶像，“趨利”者就是邪惡的化身。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義”和“利”的追尋已不具有內在的矛盾性；相反，那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價值取向在市場利益的驅使下，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從具體的人際關係處理中都已成為不可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是一種利益經濟，但它在趨利、逐利過程中並不放棄對“義”的彰顯，也不放棄對“私利”的規範，更不放棄對“取利”手段、規模和程度的限製。不可否認，在我國社會的劇烈轉型過程中，資本主義人生觀、價值觀及其功利主義原則已對我們的主流意識帶來了巨大衝擊，而封建主義的家長製、官本位、貪汙腐敗和違法亂紀也沉渣泛起。表現在公眾的榮辱觀上，確實存在著“義利背離”的傾向。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和社會憂患麵前，社會主義榮辱觀所強調的“團結互助為榮、損人利己為恥”，“誠實守信為榮、見利忘義為恥”，“遵紀守法為榮、違法亂紀為恥”，“艱苦奮鬥為榮、驕奢淫逸為恥”才更體現了與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榮辱觀的不同，並由此而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