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曆，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複終篇，不知著到何處。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
嚴羽以為宋詩“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終究不是詩歌自古以來的應有之義。不是詩歌“不工”，關鍵在於缺乏“一唱三歎”的情韻，而且其末流“叫噪怒張”，“殆以罵詈為詩”，違背詩歌“溫柔敦厚”之旨。此後反對宋詩者大多沿襲嚴羽的說法而加以引申。曆元、明兩朝，盡管不時會有宗宋之音響起，但宋詩始終未能真正振作起來。元人“舉世宗唐”，對宋詩持不屑一顧之態度；明代則更是偏激，在“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呼聲中幾欲將宋詩擠出詩國。直到明中葉公安派，才開始對揚唐抑宋的詩學風氣進行了矯枉過正式的反駁，並在理論上為宋詩美學立法：
歐、蘇、黃諸人有一字襲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襲者乎？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選》病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
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也。
公安派一針見血地指出：曆代之所以對宋詩進行批評，就是因為宋詩突破了傳統上的唐詩美學觀念，以一種不同於唐詩的麵貌出現在詩歌園地中。同時公安派又以發展的眼光來審視詩歌，指出宋詩“不襲唐”且不“相襲”，正是自《三百篇》以來，曆代詩歌各有其美的原因。並且給予了宋詩“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收”的高度評價。
麵對極豐富的文化遺產，清代的詩人們麵臨著更多的選擇，在全麵、認真地研究曆史文化的基礎上，能夠比較客觀地審視曆史上不同風格的詩歌。在文化認同的前提下，明確了宋詩是不同於唐詩的詩歌類型，具有不同於唐詩風格的審美價值。
張仲謀總結清人的宋詩學成就時說：“在宋詩文獻的搜集整理、宋詩特征的體認與凝定，宋詩優劣的總結與揚棄等方麵，清人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說，隻有到了清代，宋詩學才真正形成”。事實確是如此，宋詩學到清代才開始真正形成潮流，開始具有與唐詩分庭抗禮的地位，並在晚清這樣一個特殊的文化環境中，迅速地發展到了其曆史高峰——同光體派宋詩學，並在同光體派手中漸漸有了超越唐詩的趨勢。因此，研究同光體派宋詩學的特點和成就，對於全麵了解宋詩學的發展演變、正確認識同光體派宋詩學在詩學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王國維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中論及清代學術變化的背景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鹹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勝國遺老。離喪亂之後，誌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原，一掃明代苟且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雍乾以後，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複視為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道鹹以降，途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誌。
王國維的論述雖是就清代學術與政治文化的關係而言，但由於詩學與學術及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王國維所分的三個階段同樣適用了清代詩學的分期。清初詩人邵長蘅曾說過：“詩之不得不趨於宋，勢也。……唐人情與景涵，才為法斂；宋人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暢之情。故負奇之士，不趨宋不足以泄其縱橫馳驟之氣，而逞其贍博雄悍之才，故曰勢也。”邵氏之論可謂極有遠見，其中“詩之不得不趨於宋，勢也”的這個“勢”，指的是詩歌的發展演變必然遵循的客觀規律，像任何事物一樣，都有一個產生、發展、興盛、滅亡的過程。
法國學者巴爾特指出：“隻有時時把曆史的背景作為文學觀察的基礎和出發點來加以考慮時，效果史和文學史才有深遠的意義。”所以，我們隻有把同光體派的宋詩學置於其產生發展的曆史文化背景下，其效果史和文學史研究的價值才能凸現出來。清代的宋詩學與清代的政治、文化變化過程有著一定的對應，以下根據王國維所劃之“學術三變”，將清代宋詩學分三個階段作一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