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期特別值得一提的詩人兼理論家朱彝尊。朱氏論詩主唐，開沈德潛論詩歌主張溫柔敦厚的道路，認為“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變者率能成方”。並嚴厲地指斥了宋詩的“粗鄙”和“粗厲噍殺”，“吾觀趙宋來，諸家匪一體。……紛紛流派別，往往近粗鄙”；“迨宋而粗厲噍殺之音起，好濫者其誌淫，燕女者其誌溺，趨數者其誌煩，……斯未可以道古也”。隱然以鄭衛之音批判宋詩的不合正聲。甚至明確反對師法宋人：“上舍務以六代三唐為師，勿墮宋人流派。”然而，他卻在詩歌與學問的關係問題上步了宋人後塵，朱彝尊對嚴羽批判宋人的“以學問為詩”持不同意見，他反駁嚴羽的觀點說：“今之詩家，空疏淺薄，皆由嚴儀卿‘詩有別才非關學’一語啟之，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理！”其論詩亦以取材博者為尚：“詩篇雖小技，其源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此論開啟浙派重學之風，從而有以朱氏為浙派創始人之誤。
康熙年間，納蘭性德在回顧清代以來詩學的發展時指出，宋詩在清初迅速發展，並有愈演愈烈之勢：
十年前之詩人，皆唐之詩人也，必嗤點夫宋；近年來之詩人，皆宋之詩人也，必嗤點夫唐。萬戶同聲，千車一轍。
吳之振、呂留良等人在《宋詩鈔》完成後，為推廣宋詩做了很大努力。事實上，遺民詩人與清政府形成了一種對立的詩學姿態，朝野之分決定了宗宋者難以領導時風。作為宋詩反對者的聲音，納蘭性德的話不免會有言過其實的地方，將對方的勢力進行誇大，以便更好地樹立自身理論的價值。實則在當時，康熙帝亦主張唐詩，以為“詩至唐而眾體悉備，亦諸法備該。故稱詩者必視唐人為標準，如射之就縠率，治器之就規矩焉”。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社會士人心目中，皇帝的詩學傾向可以稱得上是方向性的政策導向，在這種情形下，“宋詩熱”一時之間恐怕難以成為現實。
清初的宋詩學在經曆了元明二朝“揚唐抑宋”的極端打壓後，能夠重新大張宋詩之目，明確提出反對獨尊唐詩，反對以聲調格律來束縛性情，反對無病呻吟的空疏淺薄，要求詩歌以性情為主，提倡宋詩，並且建立起了宋詩學的基調，強調詩歌要表現學問，發“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先聲；倡導詩人氣節，標榜以人品為基礎的詩格等。同時還在宋詩文獻的收集整理方麵下了很大的工夫，繼《宋詩鈔》成書後，陸續又有吳綺的《宋金元詩永》，陳焯的《宋元詩會》，周之麟、柴升的《宋四名家詩》，顧貞觀的《宋詩刪》，徐乾學的《傳是樓宋人小集》等陸續麵世，為宋詩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清初對宋詩美學的接受還未能直指核心，他們始終在強調宋詩變唐而不離唐，在推重宋詩的同時卻又不能真正認識到宋詩獨立的美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