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載於乾隆十七年（1752）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乾隆二十二年（1857）為會試同考官，後屢主諸省鄉試，仕至禮部左侍郎。其論詩以韓愈和黃庭堅為宗，主張以學問為詩，與翁方綱的肌理派遙相呼應。其題詠器物、書畫的詩作常考鏡源流、敘其表征，以見其腹笥之富。翁方綱與錢載為同年，也是清代著名的學者、詩人，官至內閣學士。先後典江西、湖北、順天鄉試，曾督廣東、江西、山東學政，一時名士、才子多出其門，遂主盟詩壇，影響甚廣。從清初以來，在唐宋詩之爭中始終居於在野地位的宋詩，自錢載、翁方綱二人開始，才有了些微的當朝之象。翁方綱精於經史、金石、考據之學，詩學造詣亦深。論詩主張：“為學必以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堅持認為，隻有“博精經史考訂”，才能實現“而後其詩大醇”的境界。同時，他也認識到了性情與學問應該合而一之，並指出詩歌應當是性情與學問的共同體現：“夫詩，合性情、卷軸而一之者也”。翁方綱在承認唐宋詩各擅其美的基礎上肯定宋詩的成就：
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詩日密。
而且翁方綱還特意說明宋詩與唐詩的不同之處在於“宋人精詣，全在刻抉入裏，而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所以不蹈襲宋也”。宋詩自翁氏倡導以來，在詩學領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此時與翁方綱論爭，主張折中唐宋詩者則是以姚鼐為首的桐城詩派。姚鼐以桐城古文家的眼光提出學詩的途徑應該是“昌黎詩讀之，然後上溯子美，下及子瞻”，主張以韓愈為中心，上溯杜甫，下及蘇軾，要求詩歌兼學唐宋。在《答翁學士書》一文中，他著眼於詩歌發展史上大家、名家的成就，把“意與氣足主乎辭”作為貫穿詩歌發展的主線和評判標準，認為詩歌在發展曆程中成為後人效仿對象的“最工者數十人”雖然“體製固不同”，但表現出“意與氣足主乎辭”的共性來，所以不應該有“厚此薄彼”的詩學觀念：
自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趙宋元明及今日，能為詩者，殆數千人，而最工者數十人；此數十人，其體製固不同，所同者，意與氣足主乎辭而已。
姚鼐之外桐城諸人益明其宗宋主張。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言：“惜抱以後，桐城古文家能為詩者，莫不欲口喝西江。姚石甫、方植之、梅伯言、毛嶽生以至今日之吳摯父、姚叔節皆然。且專法山穀之硬，不屑後山之幽。”
乾嘉時期漢學家的學術方法對宋詩學的發展也有著間接之力。錢大昕雖曾公然於《李南澗詩集序》中表示自己不喜歡作詩，也不喜為人序詩：“予不喜作詩，尤不喜序人之詩。以為詩者，誌也，非意所欲言而強而為之，妄也；不知其人誌趣所在，而強為之辭，贅也。”但他還是能夠認識到詩歌的本質，“非意所欲言而強為之，妄也”強調了詩歌要表達真實的情感。另外他還提出詩歌應該包容有唐詩的情韻和宋詩學識，肯定了學問在詩歌中所具有的積極意義：
餘謂詩亦有四長，曰才曰學曰識曰情。揮灑自如，詩之才也。含經咀史，無一字無來曆，詩之學也。轉益多師，滌淫哇而遠俗，詩之識也。境往神留，語近意深，詩之情也。
乾嘉時期學者們深厚的學術根底使他們與宋詩以“以學問為詩”有了溝通的可能。乾隆二十二年（1757）將試帖詩納入科舉考試，雖然隻是科舉的組成部分之一，沒有唐代以詩賦取士那種決定性的作用，但也對詩歌的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使詩歌成為士人必修之業。在這種詩學與學術共進的文化氛圍中，宋詩特征比較容易得到認同，從而為清代宋詩學的繁榮奠定了良好的詩學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