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從理論上完善理學的經世功能，曾國藩還將“經濟”融入為學術之中：
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製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類典、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
曾國藩對學術的這種改造，體現了儒家“內聖外王”的宗旨，使傳統儒家文化在用世之途上又重新增添了理論支持。蕭一山在總結曾國藩一生的成就時說：
由俗學而文學，由文學而理學，由理學而小學。國藩都下過苦功，都有精深造詣，終成通博之大儒。其人格修養、道德學問，絕非一般漢學家、理學家、文學家所能比擬。國藩兼具“聖”“王”雙層資格，既為精神之領袖，又為事業之領袖。時人稱為“賢相”，真可以當之而無愧。
從某種程度上說，對曾國藩領袖地位的認可，至少可以說明，他在那個階段代表了時代文化的一種發展方向。沈曾植曾就認為，中興名臣的言行是士大夫們傾心唐代元和、宋代元祐文化的動力，他說：“中興耆碩多在朝，金甌無缺，士大夫誌氣昌昌，有唐元和、宋元祐觀願，願其致力於功名、文采、風聲，亦往往以唐宋諸賢為識誌”。顯然，中興名臣們的示範作用，使士大夫們“誌氣昌昌，有唐元和、宋元祐觀願，願其致力於功名、文采、風聲”，這不僅僅是一種個人價值實現的方向，而且體現出了一種文化精神和文化發展方向。
二、近代宋詩運動的發散中心
中興以來，曾國藩在學術上以倡導漢宋兼容而著稱。文學方麵，他在古文上遵循桐城家法，成就頗高。黎庶昌評價曾國藩在古文說：“至湘鄉曾國藩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為一途，挈攬眾長，轢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複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群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黎庶昌所言雖不免有誇大成分，但曾國藩對於桐城古文的發展確有不可磨滅之功。但是他的文學思想並非全從桐城派而出，在倡導宋詩上，他有不同於桐城的理論建樹和實踐。曾國藩論詩“私淑江西”，尤其推尊黃庭堅。在《題彭旭詩集後即送其南歸二首》中他說：“涪翁差可人，風騷通肸響。造意追無限，琢辭辨倔強。伸文揉作縮，直氣摧為枉。”對黃庭堅詩歌直通風騷，刻意修飾而呈自然之狀，骨氣內斂而造語瘦硬給予了高度的讚揚和肯定。曾國藩是繼程恩澤、祁寯藻之後大力提倡宋詩的高級官吏，對於宋詩風的盛行有重要的推動作用。陳衍在論及清代以來詩壇的領袖時，指出：
有清二百餘載，以高位主持詩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簡，在乾隆曰沈文愨，在道光、鹹豐則祁文端、曾文正也。
從清代詩歌發展史來看，如果兼顧詩學理論和創作兩個方麵的話，祁寯藻和曾國藩的詩學成就是遠不能與王士禛、沈德潛相提並論的。但如果僅考慮個人詩學理論的影響，曾國藩的政治、文化地位使他在詩壇的領袖地位不僅不遜於其他人，甚至會有出藍之勢。
曾國藩的“詩壇盟主”地位應當是在鹹豐年間繼程恩澤去世後漸漸得以確立的。他的詩學觀念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正是道鹹宋詩派大張“宋詩運動”之際，曾國藩的詩學觀念不出宋詩派的藩籬：
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
後期眼界漸寬，能夠不囿於兩宋而上窺六朝，擴大了詩學門徑。鹹豐年間，他選編了《十八家詩鈔》，除杜、韓、李（義山）、蘇、黃之外，又取了曹植、阮籍、謝靈運、鮑照、李白、王維、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陸遊、元好問十三家。到同治年間，他的詩學觀受古文觀的影響，再次發生轉變，對各種風格的詩作能夠兼容並蓄而不主一家。對詩歌的欣賞趣味不脫宗宋主幹，但另有自己的獨到之處：
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曰，詼諧之趣；一曰，閑適之趣。詼諧之趣，惟莊、柳之文，蘇、黃之詩，韓公詩文，皆極詼諧，此外實不多見；閑適之趣，惟柳子厚遊記近之，詩則韋、孟、白，均極閑適。而餘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為人生具此高淡襟懷，雖南麵王不以易其樂也。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
詩文向來重視其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功用則指向有“兼濟”意義的“誌”或有“獨善”之義的“情”。而曾國藩的“趣味”則顯然帶有宋人藝術上推崇的“尚意”味道。“詼諧”或“閑適”都是消解了功利思想的詩學追求，將詩歌的政治教化外衣剝離掉，賦予了詩歌更多的本體價值。曾國藩的詩歌創作主要集中在道光年間。鹹豐、同治年間，他領兵征戰四方，很少作詩。隨著一天天位高權重，他的詩壇政治和學術領袖地位也逐漸確立起來，從而出現“自仆宗涪公，時流頗忻向。汝複揚其波，拓茲疆宇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