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宗奉宋詩是有著一定傳統的。對處於這個傳統內的同光體派來說，如果著眼於開宗立派，完全可以跳出這個傳統而徑言其越元明而接宋，就像明代李攀龍的《古今詩刪》那樣，徑以明詩接唐詩，以示其獨到之見。當然，如果這樣做而又沒有切實的新見，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如果著眼於尋根溯源，言之有據，溯源至清初的宗宋大家，黃宗羲、呂留良、吳之振等早期浙派未嚐不可，那些人的學問、詩學、詩功都可以使同光體派有一個光彩的源頭而不會辱沒他們。然而同光體派卻有意把他們全都忽略了，似乎曆史上不存在這樣的宋詩學。同時卻以離自己最近的道鹹宋詩派作為宋詩學的源頭。這顯然不符合事實，但其作出這種明顯不合乎事實的論斷肯定是有著一定內在的原因。
一、直指道鹹宋詩派的詩學意向
宋詩學在清代的發展有起伏波瀾，並非到了晚清道鹹時期異軍突起般的橫空出世。然而陳衍在《石遺室詩話》提到近代以來宗宋詩風的發展時卻這樣說道：
道鹹以來，何子貞、祁春圃、魏默深、曾滌生、歐陽磵東、鄭子尹、莫子偲諸老，始喜言宋詩。何、鄭、莫皆出程春海侍郎門下，湘鄉詩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聲韻之學者，稍改故步，而王壬秋則為《騷》《選》盛唐如故。都下亦變其宗尚張船山、黃仲則之風。潘伯寅、李蓴客諸公稍為翁覃谿。吾鄉林歐齋布政亦不複為張亨甫而學山穀，嗣後樊榭、定庵。浙派又分兩途矣。
這可以算得上是《石遺室詩話》的開篇詞，它開門見山地說明了清代宋詩學的發展曆程。然而它卻有三個問題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其一，何、鄭、莫皆出程恩澤，程之名何以不列之於前？其二，祁、何相較，祁年長而位高，何以名列何子貞之後？其三，其所論諸人多多少少都與宋詩相關，而王闓運“為《騷》《選》盛唐如故”何以雜列其中？我認為對這三個問題的解答，可以解釋同光體派宋詩學為何不追本溯源卻中途截流般選擇了道鹹宋詩派，同時也表明了同光體派自身的詩學追求。
首先，陳衍屢屢祁、程並稱，卻始終不認可程恩澤作為同光體派先聲的地位。他在《近代詩鈔序》中還提到：
有清二百餘載，以高位主持詩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簡，在乾隆曰沈文慤，在道光、鹹豐則祁文端、曾文正也……文端學有根底，與程春海侍郎為杜、為韓、為蘇黃，輔以曾文正、何子貞、莫子偲，而後學人之言與詩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詣。
《石遺室詩話》最先是連載於公開發行的《庸言雜誌》，陳衍在這裏的表述應該不是個人的觀點，至少是得到了陳三立、鄭孝胥、沈曾植等人認可，代表了同光體派對於自身源頭的認同。因此《近代詩鈔序》隻是再次重申了這個觀點，沒有作任何改變，而近代宋詩派幾位前輩的排序基本上沒有變化。
程恩澤（1785-1837），字雲芬，號春海，安徽歙縣人。嘉慶辛未年進士，官至內閣學士，戶部右侍郎。他是乾嘉樸學大師淩廷堪的弟子，擅長天算、地誌、訓詁之學。其為詩“初好溫李，年長學厚，則昌黎山穀”。論詩主張以學養氣：“健筆入無間，萬卷成厥大。才識生於學，學生於不懈。”“才識生於學，學生於不懈”，既強調了學問與才識的不可分割，也反映了在其心目中“不懈”進學也是一種修養。道鹹宋詩派的主要成員何紹基、鄭珍、莫友芝皆出於程恩澤門下。何紹基形容其師的風采是“天下士歸之如星戴鬥，如水赴海”。客觀來看，程恩澤對於道鹹宋詩派確有開創之功，而且他發掘出來的鄭珍、莫友芝、何紹基等宋詩派的後勁，在宋詩派的發展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程恩澤的缺點和不足之處也很明顯，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理論方麵建樹不多，缺乏係統的主張，有指導原則而無具體方法；二是創作上宗“昌黎、山穀”，但是有過分堆砌僻典、僻字之習，以至於其作不免有“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缺陷；三是程恩澤以樸學大家名世，但學術著作並不彰顯，僅《國策地名考》一書傳世。王揖唐對程恩澤的詩學開辟之功亦頗推崇，他說：“有清一代詩體，自道鹹而一大變，開山之功首推吾皖歙縣程春海侍郎。君以巍科官輦下，崇尚樸學，風采隱然，為一時重。詩宗昌黎、雙井，所詣亦可方駕籜石齋”。隻是王揖唐這樣的說法不免有維護鄉賢之意。李慈銘在指出程恩澤詩歌有微瑕的同時肯定其詩學問的特點：“詩學韓蘇，喜以生峭取勝，而體格未成，不能出以大雅。然嶄特自異，又時潤以經語，非枵腹者所能至也。”“體格未成，不能出以大雅”說明其詩風格尚不能自立；“非枵腹者所能至也”則說明了其腹笥之富，總體來說，他還缺乏“以詩名世”的大家風範。
陳衍在《近代詩鈔述評》“祁寯藻”條下說道：“餘生也晚，不及見春海侍郎，而春圃相國諸公，皆耆壽俊至，鹹同間猶存”。祁寯藻年壽較長，同治二年（1863）還在世。程恩澤卒於道光十九年（1839），時年五十二歲。距離號稱中興的同治元年（1862）尚有二十七年。另外，程恩澤是道光時期的漢學名家，其學術主張表現出濃厚的漢學味道，尚未體現出漢宋合流的色彩。因此，我認為程恩澤未列為同光體派先聲的原因大概在於以下兩點：其一，他去世過早，根本未曾踏入同治時代。“同”字他尚且不沾邊，當然更談不上同光體了。應該說，同光體對於其初起是有著嚴格的時間概念；其二，程氏乃典型的漢學家，他在指導鄭珍治學時說：“為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這顯然還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與態度，與中興以來的漢宋合流為主導的學術風氣頗不相類。
其次，中國人向來重視座次，位置的前後反映了地位的差距或重要程度的不同。祁春圃年長於何子貞六歲，何子貞官不過四川學政，而祁春圃則位至兵部尚書、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且“以高位主持詩教”，而何子貞反位列祁春圃前。陳衍的《石遺室詩話》最早發表於《庸言》雜誌，後來陳衍在《石遺室詩話·自序》中稱其成書時“乃取舊稿刪改合並，益以近來所得……”既經審定，那麼人物排名當非信口而言的隨機布列，次序的排定反映了作者對其詩學觀念的認同程度。何紹基於宋代詩人最尊蘇軾，嚐讚之曰：“獨於坡也何私焉？豈非節義文章全。兼以諧藻輝山川，愛以頑豔包媸妍。”又稱其“文章合氣節，既為百世望”。於宋詩中體會出“人與文一”和“不俗”兩個重要的詩學概念，標尊詩人的氣節、品格，強調以學問和人品實現詩歌創作的“不俗”。同光體派對宋詩的典型代表蘇軾、黃庭堅都極推重，陳衍本人則偏重蘇軾、楊萬裏等人。相比較而言，祁寯藻與陳衍的共同話語則遠不及何紹基。又何紹基卒於同治十二年（1875），幾乎已到同治末年。祁寯藻則卒於同治三年（1864），人生最後數年，二人皆具詩壇耆老身份，然由於在同治年間生存年長短的不同，論及對同光體派詩學的影響，自然是何紹基的作用更大一些。
第三，王闓運詩學漢魏，推尊選學、盛唐。鹹同年間，以“蘭陵詞社”為中心的湖湘詩派在王闓運的領導下，於鹹豐初年到同治初年的詩壇頗具聲勢，是一支可與道鹹宋詩派相抗衡的力量。汪辟疆指出王闓運一派在當時盛行的氣勢：“當湘綺倡言複古之時，湘楚詩人，聞風而起。其湖外詩人之力追漢魏六朝，與王氏作桴鼓之應者，亦不乏人”。李慈銘形容當時漢魏六朝詩派的盛況道：“鹹豐以後名士，動擬漢魏”。但從同治四年（1865）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期間，漢魏六朝詩派漸入衰退期。雖然在民國初年，王闓運與其弟子依然有一定的影響力，但與同光體派如日中天的聲勢已不可比擬。這裏陳衍特意舉出王闓運並非要以其作為批判對象，而是因為王闓運一派的湖湘詩論對於同光體派的詩學有較大的影響，且湖湘派樹立的“漢魏、盛唐”在詩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同光體不能對其理論進行全盤否定。如沈曾植的“三關說”提出“元祐、元和、元嘉”為學詩的三個進程，而前兩關的打通是服務於第三關“元嘉”，也就是說，以詩學上溯到六朝為終點；陳三立早年亦熱衷漢魏，他早年詩學觀念深受王闓運漢魏六朝詩影響。汪辟疆亦指出陳三立早年“頗欲力爭漢魏，歸於鮑謝，惟自揣所製，不及湘綺，乃改轍以事韓黃。後一誌於詩，屢經數變，取徑漸寬。”並指出陳三立以為“詩必宗江西，靖節、廬陵、誠齋、白石皆可學，不必專下涪翁拜也”。也就是說同光體派的宋詩學與湖湘詩派詩論有聲氣相通之處。
綜上可見，同光體派雖然在詩學源頭的問題上選擇了直指道鹹宋詩派，但實際上並沒有將道鹹作為起點，而是嚴格地將同治中興作為分界線，並以此為標準將道鹹宋詩派的開創人之一程恩澤畫出界外。同治中興以來社會形態與宋型文化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契合，而同光體派的宋詩學恰好需要一個作為支點的詩學精神。這裏所謂的“始喜言宋詩”並非真的開始提及宋詩，而是自此始賦予了宋詩新的內容和意義，從而形成自身特色的“宋詩”。另外，同治一朝號稱中興，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名臣佐政，主張改革，倡近代軍事技術、產業、教育等，給沒落的時代帶來一線曙光，詩人們對此總是寄之以希望的，他們渴望著從同治時期起，政治上的中興能夠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美好的前景，而他們的詩歌也能夠緊承同治中興之氣勢，欲有所作為於時代。因此以同治中興為起點，也有同光體派詩人們以中興詩人自居的心理。
二、道鹹宋詩派與同光體派之間的斷層
錢仲聯先生指出：“同治末年甲戌（1874）沈曾植才二十五歲，陳三立才二十三歲，陳衍才十九歲，鄭孝胥才十五歲。現在他們幾個人詩集裏的存詩開始年代，都遠在光緒元年以後很長一段。”這樣一來，我們就會發現，同光體派與道鹹宋詩派之間在宋詩學的繼承上出現了一個斷層。
考同光體派諸家現存詩的起始年代：陳衍始於光緒三年（1877），沈曾植始於光緒六年（1880），陳三立始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曾國藩、何紹基分別卒於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十二年（1873），即使從這個時候起到陳衍最早存詩的光緒三年（1877），其間也相隔了五年時間。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有多方麵的原因，要麼是年少時不大作詩，要麼是作詩而不注意保存，要麼是作者或他人編定成冊時刪除。但同一詩歌流派成員表現出的一致性，而且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某個特定事件的時間段發生。陳衍說過：“前人詩文集已有刊本者，若其本出於自定，則集外之作，皆其所不欲存，後人即不必更為掇拾，掇拾之轉失其自行割棄之意”。“今人喜搜集前人逸稿，多為本人所刪棄者，轉以暴前人短處矣”。詩歌理論與創作之間雖然總是會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它們總是有著一定的相關性。其一是創作方向不合，舍棄自不待言；其二是創作方向與理論一致，但與理論高度有差距，嫌其稚嫩而不願其麵世。不論出於何種原因，陳衍詩話中論及同光體派諸人時常有“盡棄少作”之說，可見這是有意識選擇的結果，而不是保管不善的佚失。
“同光體”一詞最早出現於陳衍詩作《冬述四首示子培》：“往餘在京華，鄭君過我邸。告言子沈子，詩亦同光體。”此詩作於1899年，追述十年前在京中與鄭孝胥的談詩論藝的情形。而陳衍1901年在《沈乙庵詩序》再次提到同光體：“吾於癸未（1883）、丙戌（1886）間，聞可莊、蘇堪誦君詩，相與歎賞，以為同光體之魁傑也。”也就是光緒九年（1883）到光緒十二年（1886）間陳鄭諸人已有同光體之說，因為此時陳衍尚未結識陳三立，陳三立的詩學思想尚有獨立性。同光體派主要成員始存詩的時間與其對“同光體”的確認大致是相符的。
既然學術積累和詩風盛行都為宋詩的流行做好了準備，暫時穩定的社會環境、理學的複興、外患的威脅都可以與宋代文化、與宋詩找到契合之處。而且同光體派溯源的祁寯藻、曾國藩在陳衍等人心目中是繼康熙朝的王士禎、乾隆朝的沈德潛之後的詩壇領袖，儼然有振臂一呼應者雲集之勢，那麼鹹豐年間就已經應該有較濃厚的宋詩風。而且這種宋詩風會滲透到詩歌學習、教育的領域，再加上祁寯藻、曾國藩、何紹基等人與同光體派諸創始人從幼年到青年的成長過程相伴，應該深受宋詩影響，但事實卻並不是這樣，同光體派究竟為何沒有接過道鹹宋詩派的宋詩傳統呢？
答案隻能是詩壇領袖的詩學導向隻在一定範圍內起作用，而有一個更大的影響力在左右著整個國家士人們學詩的方向。在中國封建社會國家中，對士人學習風氣，特別是最初的學習起決定作用的是科舉。凡是有出仕意願的士子們，都要圍繞著科舉考試來學習相關的內容。乾隆二十二年（1757）將試帖詩納入科舉考試後，試帖詩的詩風宗尚才是士子們詩學傾向的決定性因素。
試帖詩始於唐代的試律。唐代科舉考試所試為格律詩，多以五言六韻十二句排律為主，稱之為“試律詩”或“試帖詩”。而且科舉考試是封建社會大多數士子們進入社會統治階層的唯一途徑，試帖詩也就成了通向功名之途的必要條件。士人們無論對詩歌如何沒興趣、沒天分，也不得不學習掌握它的基本規範和技巧，所以，無論試帖詩本身究竟有無價值，至少它在事實上促進了詩學的普及，使詩歌成為一門必修課。
自宋代王安石變法取消試帖詩後，一直到清代乾隆時期才再次用於科舉考試。試帖詩要求按題做詩，命題或出自經史，或用前人詩句。舉子們必須緊扣題意做詩。鄉試、會試限五言八韻，童試限五言六韻。歲考、科考、朝考均限五言八韻。所用之韻為官定韻。每題一韻，注有“得某字”。羅惇衍《試律新話》序：“試帖一道，法積久而大備。自乾隆丁醜科舉增用試帖，海內有誌之士，爭自研窮，彬彬乎風雅相尚，莫不胎息漢魏、表裏三唐矣”。羅惇衍是道光三年（1823）進士，他說試帖詩“莫不胎息漢魏、表裏三唐”應是道光年間的詩學風尚，但這種風尚不同於普通的詩歌流風，而是一種統治階層意識形態下的控製，不是任何人能夠輕易改變的，所以有著相當的穩定性。從清詩的發展看，試帖詩的宗風是從清初統治者就定下的基調的一種延伸，基本上沒有發生過大的變化。清初，康熙帝就在《禦選唐詩序》中表明提倡唐詩的態度：“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是編所取，雖風格不一，而皆以溫柔敦厚為宗。其憂思感憤、倩麗纖巧之作，雖工不錄。使覽者得宣誌達情以範於和平，蓋亦用古人以正聲感人之義”。該書初成於乾隆十五年（1750），藏內府。在乾隆增設試帖詩後，坊間為應製專刻的各種選本大肆流行。為防止這種風氣影響正統的詩教，乾隆二十五年（1850），江蘇巡撫陳弘謀奏請：“今禦選《唐宋詩醇》，板藏內府，四海士子，購求不易……伏乞聖恩準臣重刊廣布，各省欲刊行者陸續刊行，俾海內學詩之人，群奉一編”。四庫本《唐宋詩醇》後記中亦稱“然詩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論詩，一則謂歸於溫柔敦厚；一則謂可以興觀群怨。……宋人惟不解溫柔敦厚之義，故意言並盡，流而為鈍根。士禛又不究興、觀、群、怨之原，故光景流連，變而為虛響”。由此可見，來自於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意願的詩學風氣，不可能因為部分官員們的詩風或喜好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