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理”為詩與詩歌理趣
以理為詩在宋人就分為三類。一類是理學家之詩。如真德秀在《文章正宗·綱目》“詩賦”條雲：“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後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興寄高遠，讀之以忘寵辱，去鄙吝，翛然有自得之趣，而於君親臣子大義，亦時有發焉。其為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於他文者。蓋不必專言性命而後為關於義理也”。真德秀雖然說詩文“不必專言性命而後為關於義理也”，但他所認可的“得性情之正”的詩三百依然是“所謂的義理也”。而方回則指出了理學家們學詩、作詩的要點說：“道學宗師於書無所不通，於文無所不能，詩其餘事”。另一類是文學家之詩。蘇軾於以“理”為詩之法尤熟，如《琴詩》《題西林壁》《惠崇春江晚景》《和子由澠池懷舊》等，他通過生動具體的形象來表現思想、說明事理，讓人從自然景物、從實際生活、從具體形象感悟到深刻的哲理。第三類是理學家兼文學家的詩，以楊萬裏為代表。楊萬裏是南宋的理學家，但他很少在詩中表達抽象的性理。而總是從實際生活和自然景物中把握事物的特點，從常見的自然景物發現寓意深刻的人生哲理。
同光體派大多接受“以理為詩”的創作方式，事實上，宋人的三類“以理為詩”同光體派都有所繼承，但繼承的同時，他們不僅僅是在詩中說“理”，更重要的是，他們強調詩歌的理趣。理趣詩不同於一般的哲理詩和“以議論為詩”，所強調的在一個趣字，要求詩有理且有趣，否則就成了理學家之詩，隻有理障而無理趣。
陳衍主張詩歌要能“時時發明哲理”就是著眼於理趣而言，在他看來，理趣是詩人的感情和智慧的結晶，而理趣詩則是由詩人的理性引發而來，它不是單純的物理、事理，而是情、景、理三者結合而成。陳衍最欣賞的是楊萬裏的理趣，在陳衍的詩作中，大半是模山範水之作，他也多次強調自己從山水中體悟出了深刻的道理，他說：“然得自放於山巔水涯，則幼時之流連景光，覽物玩華，意中有欲言而未能言者，將如獲故物”。強調了在自然山水中有獨得之趣，“意中有欲言而未能言者，將如獲故物”一句則有捕捉童心、反省物理之意。沈曾植論詩也重視詩之“理”，隻是他所謂“詩獨不可為見道因乎”？則點明了沈曾植的詩理與理學家的共同之處，都有將詩歌作為說理或見道的工具傾向。
三、詩與史的關係
史學由經學的附庸獨立出來經曆了漫長的曆史發展。乾嘉之際，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再次融史入經，從而使晚清以來提倡的詩史之說，不僅是詩史相通，更通過史的媒介作用，達到以詩通經的目的。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為政典而與史料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先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與神物，以為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
中國早期文史哲不分的狀況導致了詩與史長期錯綜糾纏。“詩史”僅從字麵上看是詩與史的結合，從意義上來講應該是一個偏正詞組，重心在詩，史以輔詩。自唐代此概念用於詩人杜甫起，詩史之說延綿不絕地在詩論中出現，由於後人對杜甫的高度推崇，也使“詩史”成為一種對詩歌的較高的評價方式。
詩史之說最早見於唐孟棨的《本事詩》：“杜（甫）逢祿山之亂，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這裏詩史還隻是一般性的評價，不涉及詩歌高下之分。《新唐書·杜甫傳讚》所說：“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詩史已變為善陳時事，與“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的鋪敘方式聯係在了一起。奉杜甫為宗師的江西詩派首領黃庭堅則給“詩史”賦予了道德含義，他在《次韻伯氏蓋郎中喜學老杜詩》中稱道杜詩：“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將是非忠義與詩歌的功能聯係在了一起；劉克莊在《後村詩話》中說杜詩是“其筆不恕，所以為詩史也”。強調了史家筆法在詩歌中的運用，從而使詩歌具有與曆史同樣的社會批判功能。
同光體派在宗奉宋詩的同時，也接受和發展了宋代詩人對詩史的觀念，體現在兩個方麵。其一，體現為實錄精神，要求詩歌真實地記錄民生的疾苦，與史學的實錄精神一致。李宣龔跋沈瑜慶《濤園集》道：“同光以來，朝政時局，人物掌故，多所記述，可作詩史觀。”推重的是沈瑜慶詩歌能夠忠實反映現實問題。其二，以詩存史意識。自宋代以來，詩史說多著眼於杜甫詩歌的實錄精神，陳衍接受了宋人的“詩史”概念，但在意義上卻有所不同。他在《遼金元詩紀事總敘》中道：
詩紀事之體，專采一代有本事之詩，殆古人所謂詩史也。國隻亡，史不可亡。有事之詩，尤不可亡。然或以為異族而主中國，則其國之詩可聽其亡。
他不是從杜甫那種忠君思想出發，而是以現實為關注對象，將詩與國家、民族命運結合在一起，他所選編的《近代詩鈔》則是對其理論的實踐。
晚清以來詩史說的興盛與當時史學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清代大興文字獄導致考據學的繁榮，史學研究基本上都沉迷於考辨古史，鮮有論及當世之事者。鴉片戰爭以來，在現實的刺激和經世學風的影響下，學者開始著眼於當代，文人的學風也開始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撰寫當代史就是這時期的一種學術新風。首開這一學術新風的是魏源。他有感於戰爭中暴露出來的朝政腐朽、兵備廢弛，以致無力抵抗外來侵略的現實，開始記敘當朝史事，於1842年完成了《聖武記》一書。他自述寫作此書目的是：“晚僑江淮，海警飆忽，軍問遝至，愾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櫝藏，排比經緯，馳騁往複，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論議若幹篇，為十有四卷，統四十餘萬言，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寧（指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之月。”言禁的鬆弛和詩人們對世道人心的關注，使宋詩倡導的詩史說在晚清有了較大的發展。
二、宋詩美學理念：變化之美、純粹之美、和諧之美
同光體的宋詩學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關鍵在於真正認識到了宋詩具有的獨立審美價值。晚清民初，同光體派盛行之際，還有南社出來與之辯論，南社的首領柳亞子等人提倡唐音，批判同光體派“枯寂無生趣”。但後來柳亞子在《我和朱鴛雛的公案》一文中解釋說：“從滿清末年到民國初年，江西派盛行。他們都以黃山穀為鼻祖，而推尊為現代宗師的卻是陳散原、鄭海藏二位先生，高自標榜，稱為同光體，大有去天五尺之概。我呢，對於宋詩本身本來沒有什麼仇怨，我就是不滿意滿清的一切，尤其是一般亡國大夫的遺老們”。柳亞子提到的“江西派盛行”可見宋詩的發展在當時已成潮流。而同光體派在這樣的潮流中成為領軍人物，他們的宋詩學理論豐富、完善了宋詩美學，以新的眼光來審視宋詩，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宋詩美學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