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事係日，以日係月，史例也。宋人以之治詩，而東坡、山穀、後山之情際，賓主曆然，曠百世若披帷而相見。彼謂詩史，史乎史乎！
宋代的“詩史”概念都是從宏觀角度來審視詩歌的作用和意義，而沈曾植卻將“詩史”說落實到詩人生平與詩作編年的具體問題上，將“詩史”轉變成了針對具體問題的學術方法。這樣的轉變，與宋代的“詩史”及其後的演變都有所區別，成為沈曾植獨特的“詩史”觀。
宋代文化的發達和宋人理性精神的增強，表現在詩歌中就是“以理為詩”。沈曾植自身的學術背景和深厚學識使他對詩“理”有著特別的興趣。袁昶、樊增祥二人就各自詩風發生爭辯，請沈曾植評判，沈作詩《越老近日與樊袁酬唱往往齒及下走輒為兩絕奉覽效雲門體》曰：
演雅巧知侔色稱，善鳴當複寄瀾翻。何因元祐諸賢集，隻著焦明睫上觀。
脈脈幽絲一縷情，功裘女手可憐生。若為雨壁縈蝸字，亦被詩翁體物情。
沈曾植對於樊袁二人詩歌本身並不作任何評價，隻是述說了黃庭堅的演雅與體物察情的宋詩情懷，把評判標準列出，由作者自己去衡量。名義上稱為效樊增祥的“雲門體”，實質是這種夾敘夾議的寫作手法，以“明理”為目的創作旨趣都是宋詩的本色。在《漸西村人安般簃集序》中他稱讚袁昶詩為“三複斯編，庶幾脫落陶謝之枝梧，含咀風騷之推激”。對袁昶詩言理趣，融陶謝之長，表示了高度的讚賞。出於學者的本色，在沈曾植看來，知識或者學問才是“理”的核心成分，其他的東西隻是求“理”的媒介。他在1918年的《與金潛廬太宋論詩書》全麵地論述了“因詩見道”的詩理表達方式：
凡諸學古不成者，諸病皆可以呆字統之。在今日學人，當尋杜、韓樹骨之本，當盡心於康樂、光祿二家（所謂字重光堅者）。康樂善用《易》，光祿長於《書》（兼經緯）。經訓菑佘，才大者盡容耨獲。韓子因文見道，詩獨不可為見道因乎？
宋詩追述杜、韓的方法學在他這裏又從另外一個角度來進行了解釋，將杜、韓、謝、顏等人統攬一起。他強調的是“今日學人”，借助於“杜、韓樹骨之本”而盡心於顏、謝。進而說明既然韓愈可以“以文見道”，為什麼詩就不能成為“見道之因”呢？沈曾植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認為詩是可以作為“見道之因”，這樣一來，又走上了理學家那種“文以載道”的文學工具論，詩本身的作用再次被削弱了。
沈曾植的詩歌風格，是從韓愈和黃庭堅一路來，他亦有詩自道詩學家數：“卅載故心如夢見，瓣香何敢廢涪皤”；“白家廣大元無數，得似韓門變態無”，表明他在詩學上對黃庭堅、白居易、韓愈等人都有所借鑒。隻是對於他這樣一個有著豐富文化背景的人來說，更願意在創作中彰顯學問而已。豐厚的學術背景使他對宋詩的接受，往往以其固有的詩學觀念與宋詩相近者互融互化而成，有其新意但非宋詩學原有之意，例如上麵所述沈曾植的詩史觀和“因詩見道”，都是從宋詩而出，但又偏離了宋詩的軌道。也許正因為如此，沈氏的詩歌在當時身列同光體大家，但詩歌影響力並不大，他所努力的方向，的確是對清前、中期浙派的修正，隻是這種修正的方式未免過偏。
二、袁昶
袁昶（1846-1900），字重黎，號爽秋，一號漸西村人，浙江桐廬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授戶部主事，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累官徽寧池太廣道、江寧布政使、太常寺卿，光緒二十六年（1900），因上疏主張鎮壓義和團被殺。著有《漸西村人初集》《安般簃詩鈔》《於湖小集》《於湖題襟集》等。
晚清的時亂世變在詩人心靈深處引起的振動難免使其產生濃厚的憂患意識，不同的人對此有不同的反應。宋型文化賦予士人的那種“內省而廣大”的精神使得不同性格之人以不同的方式應對世變。袁昶幼從劉熙載學，兼取西學，不囿漢宋，然其質本於理學，詩學觀亦出於此。論者多指出其詩有“以學問為詩”、生澀奧衍的特點。沈曾植評論袁昶的詩歌是“蟠際一幹，樸老扶疏，發為枝葉，離離鬱茂”。汪辟疆則說：“漸西村人詩，硬語盤空，遣詞命意，不作猶人語。或有議其僻澀者，要非定論”。由雲龍《定庵詩話》稱：“漸西村人袁爽秋，詩亦學宋體，而好用僻典。與嘉興沈子培同調焉”。袁昶的詩學觀念建立在理學為基礎的儒家思想上，他對沈曾植提出的“向學入道”表示讚賞：“子培兄極言，人家子弟不可不讀《呂氏童蒙》及《小學集注》《晁景迂儒言》《劉元城語錄》《宋名臣言行錄》，必先端謹其誌趣，使無一刻侈然自放之佚誌，然後鞭辟近理，漸有向學入道根基”。至於詩歌的功能，他並不強調教化作用，認為詩歌是頤養性情的消遣，隻可偶一為之，不應沉溺於其中。在《安般簃自序》中他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這一觀點：
湘鄉曾公感寓詩雲：“丈夫求誌動渭莘，何用蟲魚自損神。賈馬杜韓無一用，豈況我輩輕薄人。”端恪沈闇齋先生曰：詞章之士，枝葉繁多，根本欠缺。諒哉斯言。鏤冰畫脂，浮華相扇，雕章繢句，壯夫不為。義理未昭晰於中，徒逞妍於字句。往往兩頭明中間暗，乃前賢所訶斥為輕薄人也者，所砭薄為根本欠缺者也。可不憬然知悔哉？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偶以之頤性寫心，則猶之可耳。若一味耽溺，便大害事，虛耗日力，有妨正業，此學人之通病，不可不知也。
從這段序言，我們可以看出，袁昶對詩歌的態度有四個方麵：其一，要求士人以功業為主，反對沉溺於詩文。“賈馬杜韓無一用，豈況我輩輕薄人”即是此意。其二，崇實學，務為“救藥世競衒春華”的經世之學。其三，提倡儒家積極入世思想，認為“鏤冰畫脂，浮華相扇”會導致“義理未昭晰於中”，缺乏儒家思想的根本。其四，指出“沉溺於詩”的危害，“大害事，虛耗日力，有妨正業”，而且這是“學人之通病”。正因為如此，袁昶並不提倡學人之詩。
論者有以“根柢鮑謝，而用事遺詞力求僻澀，則純乎祧唐抱宋者”評袁昶詩。袁昶的詩學主張確實和沈曾植有著不少共同之處，二人都認為應該從宋詩入手，上溯六朝。在具體的宋詩觀袁昶與沈曾植不盡相同，他以文學的眼光來看待詩歌，不拘泥於狹隘的唐宋詩之論爭，能公允地看到唐宋詩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袁昶要求詩歌識度與氣勢兼而有之。因此，他能夠在認同各種風格的前提下，正視各家存在的不足。他在日記中寫道：
光緒二十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答公度劄。論牧齋漁洋以下之為詩，利病盡之。而不能凜凜有正氣，古今詩人或長於工律，或長於情韻，與識度氣勢諸美不能兼有，此無如何者也。如杜韓之五言古，長於氣勢，變盡唐初四傑之風格，而四傑情韻勝處，則亦非杜韓之所能兼有。北宋歐、蘇、王、黃之七言古，長於識度，一掃宋初西昆之聲病，而西昆工力之勝處，則非歐蘇之能有。……薑夔創為四種高妙之說（言盡意不盡，意盡言不盡，意言俱盡，意言俱不盡），皆第為工律情韻言之，而未賅括識度氣勢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