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試辦初級合作社1
●毛澤東搖了搖頭，批評陳伯達說：“你不能這麼說。趙樹理不是右，是實事求是。他的意見很好嘛！”
●這位姓黃的幹部還當場給村民們唱了一段民謠：“要想莊稼長得好，要往合作社裏跑……”
●16歲的貧農柯百法剛剛失去母親，他在入社後說：“我從小靠娘，現在靠社，合作社就是我娘。”
● 試辦初級合作社
共和國故事·康莊大道毛澤東主張農業合作化
1951年4月17日，正值春暖花開時節，山西省委向中央和華北局送交一份題為《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
山西省委在報告中說：
隨著農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農民的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方向發展。
這就是互助組發生渙散現象最根本的原因。
這個問題如不注意，會有兩個結果：一個是互助組渙散解體；一個是互助組變成富農的莊園。這是一方麵的情況。但是，在另一方麵，也有不少互助組產生了新的因素。
老區互助組的發展已經到了這樣的轉折點，使得互助組必須提高，否則就會後退。
山西省委認為：
扶植與增強互助組內“公共積累”和“按勞分配”兩個新的因素。公共積累，按成員享有，一人一票，出組不帶。這雖然沒有根本改變私有基礎，但對私有基礎是一個否定的因素。
對於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當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分紅，應當按勞力和按土地兩個標準分配，但按土地分配的比例不能大於按勞力分配的比例，並要隨著生產的發展，逐步地加大按勞分配的比例。
這兩個進步因素逐步增強，將使老區互助組織大大前進一步。
在1951年，距離山西全省完成土地改革已經過了5年。
作為最早站穩腳跟的一塊土地，中國共產黨迅速在這裏完成了土地改革。到1946年為止，整個山西省已經完成了土地分配。
1951年，山西省委發現了一個問題。中國老一代經濟學家，曾任職於中央農工部的杜潤生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山西省委了解的情況是，農村這幾年有兩個新的現象出現：一個是農村階級有所分化，有人賣地，有高利貸，一部分農民希望向富農方向發展；另一個是原來的長期互助組，特別是高級互助組，現在有些渙散，鞏固不下來。
當時的山西省委書記賴若愚在寫給華北局的報告中說，有一些互助組得到了鞏固，是因為搞了一些公積金和公共財產。賴若愚後來找到了當時長治的地委書記王謙，向王謙表示，長治是太行山革命老區，應該想辦法把互助合作組織提高一步。
王謙做了調查研究後，認為可以把長期互助組改成土地入股的農業社，一方麵按勞分配，一方麵允許土地入股分紅。同時要積累一點公共財產，退社時不允許帶走。農民的土地也不一定都入社，允許自己留一點，自種自收，一般是80％入社。集體勞動，可以有分工，有公共財產和按勞分配，就可以利用它來動搖私有製，使農村的生產、農民的組織程度都能進一步提高。
杜潤生回憶說：
山西報告的另一個方麵，是考慮如何在互助組織內部限製富農的問題，因為擔心互助組會變成富農的“莊園”。
幾乎與此同時，東北人民政府也送上一份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在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點燃一支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在燈下細細翻閱這個報告。
報告首先列舉了東北發展農村經濟的成績，然後寫道：
東北農村經濟普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經過土地改革、摧毀了地主與舊富農的經濟之後，黨就將貫徹毛主席關於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的方針，作為農村工作的重點，並在組織農民生產與交換方麵積極推行了合作互助與供銷合作政策，以便有步驟地改造農業經濟，使之由個體逐步向著集體發展。
報告中列舉合作互助組的作用主要有：
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多打了糧食，擴大了經濟作物的種植麵積，推廣了新式農具的使用範圍，容易使農業逐漸走向計劃性的生產，增加農民收入；
促進農村經濟的普遍上升，使農民破產下降的可能性大為減少，農村的階級分化也小；
教育組織了農民，起了逐漸地改造農民經濟、改造農民的思想和生活習慣的作用。
在對合作互助組的指導方針上，報告中明確表示：
繼續堅持貫徹毛主席屢次指示的方針，即根據群眾的自願與需要，加以積極扶助與發展，並逐步由低級引向到較高級的形式。
毛澤東看完報告以後，十分高興，他自言自語地說：“很好嘛！”
毛澤東提起狼毫小楷毛筆，在報告上飛快地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陳伯達、胡喬木、楊尚昆寫下這樣幾行字：
此件請閱，閱後請尚昆印成一個小冊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區黨委。同時發給中央各部門，中央政府各黨組，此次到中央會議各同誌及到全國委員會的各共產黨員。
毛澤東放下筆，又點燃一支香煙，在房間內踱著步沉思起來。
過了一會兒，毛澤東又回到辦公桌前坐下，攤開一張印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用箋”字樣的稿紙，提筆為中共中央起草一個批語：
茲將關於東北農村的生產合作互助運動的報告發給你們，並可在黨內刊物上發表。
中央認為這個報告中所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
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的地區的黨委都應研究這個問題，領導農民群眾逐步地組成和發展各種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同時不要輕視和排斥不願參加這個運動的個體農民。
中央已經起草了一個關於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發給你們。
接下來，毛澤東提議召開全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他特意點名要陳伯達主持。
其實，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早在解放前就十分欣賞“蘇聯式的被稱為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就已經確立了通過合作社的形式將農民組織起來的奮鬥目標。
毛澤東在一次演講中，曾經充滿激情地對中國未來的合作化遠景進行了展望，他對中國未來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前景作了如下描繪：
在農民群眾方麵，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不過這些在目前還是一種初級形式的合作社，還要經過若幹發展階段，才會在將來發展為蘇聯式的被稱為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的合作社目前還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