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辛亥革命時期的道教和社會變化
辛亥革命時期，是中國有著幾千年曆史的封建王朝風雨飄搖、分崩離析的時期。
辛亥革命時期，也是中國的仁人誌士們在風浪中搏擊，尋找國家和民族獨立自強出路的時期。
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變化以及如何適應這一變化是放在當時中國人麵前的一個問題。當然，這一問題也嚴峻地放在了當時的中國道教和它的教徒麵前。
作為對於這個問題的直接回答，北京和上海先後成立了兩個道教的全國性組織。
起因
1912年是辛亥革命後的第一年，也是中華民國元年。
1912年7月16日，從北京、上海、沈陽、西安、淮安、武漢和千山、閭山、武當山各大全真道觀來的住持，在北京白雲觀聯合發起成立了中華民國道教會。當日，就向袁世凱大總統的國務院送上呈文，要求“援照佛教會成案”，承認該全國組織。同年8月4日，內務部批複國務院準予成立中華民國道教會。其後，在各地陸續有各省道教總分會，縣道教會支部的建立。
1912年9月10日，由江西龍虎山來的第六十二代天師張元旭會同上海和江蘇等地的正一派道教徒，在上海的關帝廟，宣布成立中華民國道教總會以及中華民國道教總會江西本部駐滬總機關部。成立大會後，向南京的民國政府送了呈文，但是似乎未得到南京民國政府批準、承認或者不批準的覆文。
根據當時的形勢分析，國民政府機關在南京，但是由於袁世凱竊據大總統的職位，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權，行使國民政府的權力，因此，由袁的國務院作出批複，而南京政府避而不複，這是可以理解的。
兩個全國性的道教會都有明確的宗旨和組織活動方法的文件。
北京的《宣言書》稱，“道教為中華固有之國教，國體革新，道教亦應變製，此中央道教會之所由發生而亟欲振興者也”。意思是，國家從王朝變成了民國，那麼道教的製度也應該變化。
上海的《發起詞》稱，“當此時代過渡，難禦世界風濤，若無群策群力，何能斯振斯興”。第六十二代天師張元旭則在成立會上的講話中稱“茲當民國初立，萬事維新，國體現已更新，教務亦當整理”。這些話的意思是，時代正在發生變化，道教也要重新整頓，不然不可能抵禦世界的革新風濤。隻有聯合起來，才能振興中國的道教。
從北京和上海兩個道教會的成立文件來看，它們的建立都是為了適應社會的變化，而它們的出發點都是為了自身的利益。
北京的《宣言書》慨歎道教“傳沿日久，失厥本宗”，批評“以符籙為道者，是道賊也；以服食為道者，是道魔也；以煉養為道者，是道障也。更有深林寂壑，痼癖煙霞，蓬萊方丈，謬托神仙，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於物於民胞毫無係念，自為計則得矣，如蒼生何如，世界何尤。其甚者自守，頑石難移”，對於這些為道的人說到“天演之如何淘汰，人群之如何進化”，他們就“掉頭不顧，充耳不聞，惟以募化為生涯，疏懶為事業，在人類中為寄生物，為附屬品。無怪乎道教之如江河日下，而為社會所鄙棄，地方所摧殘，自侮人侮，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也。同道等目擊心傷，慨然有道教會之建設”。
上海的《發起詞》則慨歎“蓋寺院自光複以後，業產田廬常失自主權限。過去者，既已而斯；將來者，胡複可言。恒產恒業，將化為烏有。教徒教業，必自之為湑淪”。
盡管北京和上海的道教會的批評是各有側重的，但是，它們看到了辛亥革命時期，道教處境十分困難，道教自身存在的問題相當嚴重，為了適應社會變化，維護自身的存在和利益，道教要有所改變。在這一點上，兩個道教會則是共同的。
結果
北京和上海的道教會都有它們自己的章程，提出了會務事業的內容，其設想不能不認為是規模宏大而全麵的。
北京的中華民國道教會提出要從事兩大類事業：一類為出世間業，分為演教門（包括：研究，文義傳布，真諦傳布，講演等），宣律門（包括：說戒，傳戒等）。另一類為世間業，分為救濟門（包括：振饑，援溺，治病，保赤，救災，濟貧，扶困和利便等），勸善門（包括：文字勸導，言說勸導，開通勸導等），化惡門（包括：弭殺，弭淫，正俗等）。據道教中人回憶，這些事業項目，除了傳戒、救災和創辦蠶桑學校以利山居道士自養以外，大多沒有真正實現過。
上海的中華民國道教總會則明確宣布有創辦學校、創辦雜誌、舉辦慈善事業和建立實業團體四個方麵的規劃。上海道教總會創辦的學校是明道學校，普通科五年製，專修科三年製，每年為四個學期。普通科學習國文、數學、體育、藝術等項目。專修科學習經典、符籙、法事等科目。專修科學生從普通科的畢業生中選拔。學生來源是道教徒的子弟。據道教中人回憶，明道學校曾經建立過，終因經費和師資等問題而解散了。至於創辦雜誌、舉辦慈善事業和建立實業團體等等，都未能實現過。
1912年以後，北京和上海的全國道教組織之下，都相繼成立了省和市的一些道教會，它們也都訂有章程，有各種會務設想，但是同它們全國的組織一樣，會務設想大多未能獲得實現。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經費困難。道教組織的經費是從各個廟觀募集，但是，從清代中葉起，道教就失去朝廷的支持，全部依靠信徒的奉獻和土地、山林的出產。辛亥革命時期，社會動蕩，經濟凋敝，各廟觀的收入減少，財力都顯單薄。據1912年10月18日《申報》第一版載《上海正一道教公會兼辦中華民國道教總會江西本部駐滬總機關部的公告》，教主訓諭，撥發的開辦經費，僅僅是大洋“五十元”。如此經費支持，何能維持公會。道教會的議事或在廟觀，或在教堂，可見經費維艱。
二是各自為政。北京和上海兩個全國道教會，實質上是道教兩派，即全真派和正一派的全國組織。全真派創立於金元間，元代以後一直以北京白雲觀作為祖庭。正一派創建年代較早，但其最後形成也在元明以後，以江西龍虎山天師府為祖庭。兩派都以師承作為組織係統的方法，其發展和傳承都有賴於師徒傳授，並且從屬於中國的郡縣管理的政權組織之中。因此，曆史上必然形成道教內部派係林立，劃地成幫的局麵。這種曆史現象並不因為成立全國性的道教組織就會改變。因此，兩個全國組織彼此對立，同時，它們對於下屬地方組織也毫無權威性。不同地區或者不同派別往往為了一些小事爭論不休，統一不起來。
三是缺乏稱職的領袖隊伍。清代末年，中國道教並未出現有遠見卓識的高道。北京的全國道教會發起書中頭三名較有影響的全真道士是北京白雲觀住持陳明霦，沈陽太清宮葛明新，上海白雲觀趙至中。他們中沒有一個具有執掌全國全真教派的權威地位。上海的道教會成立期間，世界宗教會的李佳白和李提摩太等人都推舉第六十二代天師張元旭為道教領袖，江西地區的正一派道教徒也推舉張元旭為教主。但是，江南的全真派道士就不承認。因此，張元旭事實上隻是道教正一派的教主。張天師盡管受到曆代皇朝的封賜，但是正一派從來沒有一個從天師到道士的有效的組織係統，也從來沒有對於全國正一派道士的全麵管理的實際權力。張天師既無實際的領導權威，也無具體的組織經驗。因此，兩大派都缺乏一支能夠從上到下做組織工作的幹部隊伍。
從辛亥革命時期開始，中國道教這樣一種適應社會的嚐試，一直延續了三十年。1949年以前，各地還反複組織過一些地方性的道教組織，企圖使其完善，但是，有的組織不起來，組織起來的也在事隔幾年後不了了之。因此，可以認為，辛亥革命時期中國道教適應社會的嚐試是以失敗告終的。
結論
第一，宗教是在變化的，社會也是在變化的。宗教的變化可能發生在社會變化之前，推動社會的變化。宗教的變化也可能在社會變化之後，社會又推動了宗教的變化。此類例子在曆史上是很多的。道教在辛亥革命時期的變化是在社會變化的推動下產生的。中國道教在創建後一千多年曆史的過程中是適應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閉關自守的中國社會的。辛亥革命後，中國道教不能適應了，這在社會上和道教界內部都感覺到了，不改變不行，不改變就意味著道教自取滅亡。但是，如何適應社會，當時的道教徒並沒有找到問題的關鍵所在。北京和上海的《宣言書》和《發起詞》都說到了國體的變化，但是國體為什麼會產生變化？民眾的思想觀念又有哪些變化？對於這些問題，都不甚了了。也就是說，中國道教對於中國社會變化的深刻的經濟和社會的變化原因，以及這一變化對於中國民眾的心態和感情的深刻影響都缺乏認識。同時，中國道教也還沒有來得及對自己身上的沉重曆史包袱做出分析、鑒別和反思，因此，也並不明白自己應該如何去適應這個動蕩不安的社會。在這種情況下，辛亥革命時期道教適應社會的努力遭遇流產的命運就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