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全真弘傳三論
唐代道士朱法滿的《要修科儀戒律鈔》中說“法由聖顯，道寄人弘”。這就是說，道經、道法都是由神明降授的，而道教在社會上的傳播還需要依靠道門中人自身的積極努力。道教要發揮它的社會功能，是需要弘揚、傳播的。道教要在社會上活動，也需要在弘揚、傳播中，擴大信仰道教的人的隊伍之中，從信徒中獲得賴以生存的供養。
這一點對於一個新的宗教派別來說，顯得更為重要。道教的全真教派是在金元時期創立和發展起來的新道派。全真教派在創立以後，能夠迅速地在中國北方地區站住腳跟，傳播開來，時隔不久就同有千年曆史的道教的天師派平分秋色，並且，一直延續到當今社會，成為中國道教兩大派之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少到多，從一地一市到傳遍全國，這樣一個過程無不同全真道派從創立起，就重視弘道、傳播有關。
概括全真道派弘傳的曆史，可以看到全真道派在弘傳中有一些很重要的曆史啟示，值得重視。本文將其概括為三，以就正於道教界和學術界的朋友們。
異跡論
德國古典哲學家費爾巴哈在他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曾經說過：“信仰所特有的客體，就是奇跡；信仰就是奇跡信仰，信仰與奇跡是絕對不可分割的。”這裏說到的奇跡，就是“跟自然之規律與理性之規律相矛盾”的事物和行為，是“自然與理性所不允的事情”。這樣的奇跡，在各種宗教中，既表現為宗教信奉的神靈的奇跡，也表現為信奉這些神靈的宗教徒的異跡，特別是專職的神職教徒的異跡。這些宗教徒的異跡正是神靈奇跡的具體體現，而且活現在普通信徒的耳聞目睹之中，更加具有吸引信徒的力量。
費爾巴哈所說關於神跡的話，揭示了一個宗教的普遍規律。對於道教全真教派而言，這樣一個規律，顯得特別重要。因為，當時的社會並不知道有個全真教派，人們也並不認同這個新的全真教派。要讓社會知道、人們認同隻有一條途徑，用今天的俗語說，就是要引起社會和人們的關注。而要引起關注，弘傳奇跡和異跡則是最方便、最有效的途徑。
所謂異跡，就是“跟自然之規律與理性之規律相矛盾”，用今天的俗語說，就是超乎倫常，出乎理性。對於一個新創立的教派來說，還有一個同原有的教派相區別的問題，用今天的俗語說，就是不帶有貶義的“標新立異”，獨樹一幟。檢討全真教派的創始人王重陽創教的全過程，以及北七真後來弘傳全真教派的過程，就可以發現，他們用異跡作為弘傳全真的事跡，比比皆是。概括起來有以下幾種：
一是異人傳授。據記載，王重陽在創教的時候曾經二次遇見過異人，一次就是金正隆四年（1159）的“甘河遇仙”，王重陽在甘河橋上，遇見二位道者，“各披白氈，忽從南方修然而來，煙霞態度，霄漢精神，觀厥眉宇，大抵相類”。這二位道者，對王重陽“相與語言，皆出世語，滌塵濣垢，蠲膏剔盲，如醉而醒，如喑而鳴。密授真訣，更名曰嚞，字曰知明，號曰重陽子”。在二名道者指明東方將有“七朵金蓮”，續有“萬朵玉蓮”後，“忽失所在”。這兩名道者，一般就認為是漢鍾離和呂洞賓。正是在第一次遇見異人以後，王重陽的名字才得以確定，並且得到了內修的“密授真訣”。另外一次是在金正隆五年（1160），王重陽又遇見“一道者，同宿月中，乃言曰：吾居西北大山之中，彼間有人，善於談演，陰符道德，尤所精通”。道者邀請王重陽同去，王重陽“躊躇未之能決，道者忽起，拋拄杖，乘風而去。異人傳授，對於一個新教派的形成是有關鍵作用的。它不僅顯示新教派具有道教正統的地位，而且也顯示新教派的創教人具有溝通人仙的能力，容易得到信徒的承認。
二是行為異跡。人生通常的行為就是吃飯、睡覺、成家、立業。可是異跡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不吃、不睡、毀家、棄業，有這樣反乎倫常行為的人無疑必然引起社會關注，人們重視。《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記載，北七真之一郝大通在大定“十五年（1175），坐於沃州石橋之下，緘口不語，河水泛濫，身不少移，水亦弗及人，饋之食則食，無則已。雖奇寒盛暑，兀然無變，身槁木而心死灰。如是者，六年”。郝大通這樣的行為，無疑就是不同於倫常的異跡。郝大通的異跡不是短期行為，而是堅持有六年之久。也正因為他長期的異跡，引起了社會和人們的關注。“昌邑君之季女嫁為真定郭長倩之夫人，長倩夫婦過沃州，知師在橋下，駐車拜謁，贈之衣物，所以存慰者甚厚，師藐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受”。在郝大通不吃不喝、不亢不卑的異跡的感召下，全真教派在當地迅速傳播，當他“至鎮陽居觀，升堂演道，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已而闡化諸方，專以利物度人為務，由是郝太古之名聞天下”。
至於全真祖師王重陽的異跡，更是貫穿其創教的全部過程之中。眾所周知的，王重陽在金正隆四年（1159年）前後，“辭官解印，黜妻屏子，拂衣塵外，類楚狂之放蕩”，“落魄不羈，乞食於市，短蓑破瓢，眠冰臥雪”有官位而不做，有妻兒而不戀，有吃的卻寧願要飯，有穿的卻寧願破衣爛衫，這就是反乎倫常，反乎社會和一般人的思維的行為。後來王重陽又在南時村，“起封高數尺，壙深丈餘，以活死人目之，又號曰行菆。以方牌掛其上，書曰：王害風靈位。又於庵四隅各植海棠梨一株”。明明是個活人卻給自己起個活死人的名字，明明有室可居卻給自己挖個墳墓，還樹個靈位，這也是反乎倫常，反乎社會和一般人的思維行為。在金大定七年，王重陽“自焚其庵，村裏驚救之，師方舞躍而歌”。燒了自己的房子，人家來救，卻還在大火旁邊，邊舞蹈，邊唱歌，這就更加反乎倫常，引起眾人的驚奇了。《七真讚》的《重陽王真人》讚稱，“出應道運，豪雄絕倫。甘河得遇，兀若狂人”，就是讚頌他的異常的事跡。
三是語言異跡。弘傳全真教派，當然必然要使用語言文字。《要修科儀戒律鈔》開卷就說，“夫聖人應物，必資經教。不立真寶，成濟何由”。朱法滿這裏說的“經教”，指的是道教的經文，而經文要發揮教化的作用，必然要依靠道士對經文的解釋和發揮。這裏就有個使用什麼樣的語言和文字的問題。傳統的天師道派，文書和語言一直沿用當時的官府文書語言文字。全真教派在弘傳階段，一反道教語言和文字的傳統，標新立異地使用了通俗的語言和文體，以接近廣大信徒，為民眾喜聞樂見。王重陽留下的許多弘傳的詩歌作品，都是非常口語化的，例如：他在焚燒修道之庵以後，題詩稱：“茅庵燒了事休休，決有人人卻要修。便做惺惺成猛烈，怎生學得我風波”。他在寧海街市上行乞弘傳時，有詩《寧海乞化書紙旗上》，詩稱“害風人問有何憑，術法俱無總不能。每日作為隻此是，上頭吃飯下頭登”。這樣直白的語言，這樣通俗的內容，正是為了用語言的異跡來吸引信眾的注意，注意王重陽在“上頭吃飯下頭登”以外的弘傳活動。在寧海弘傳活動中，王重陽以語言弘傳的最為人稱道的事，當數分梨了。《重陽分梨十化集》記載了王重陽和馬鈺在分梨十化過程中的全部應答詩詞。“梨”是隱喻離的意思。“芋”是隱喻遇的意思。王重陽用分梨而食隱喻人生無常，夫妻終將別離，暗示隻有皈依全真，才能跳出世俗的煩籠，獲得自由。王重陽的《贈丹陽夫婦芋栗》詩稱，“栗子前來看芋頭，二人共食過重樓。三三便得三三味，六六須知六六由。用劍能揮身仆影，將針會捉水中漚。饒君做盡千般計，怎免荒郊一土丘”。這些通俗而隱晦的語言，正是在啟發馬鈺早日擺脫塵網的羈絆，皈依全真。用這樣通俗的語言弘傳全真教派，就同原來的天師道使用的官方語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而容易獲得下層民眾的理解、同情和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