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一節 龔群和《道教文化》雜誌
《道教文化》雜誌是台灣省出版的一份以道教文化為研究對象的雜誌，創刊於1977年9月。《道教文化》以卷期編號，就我已經讀到的，已出版有六卷六期，共66冊。擔任這份雜誌總編的，前後有馬璧、俞梅隱和龔鵬程等。但是，其總經理一職一直由龔群先生擔任。因此，龔老也是當之無愧的創辦人。
龔群，生於1918年，江西吉安人。1999年9月在台灣因病逝世。1949年夏，抵達台灣，並與第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同時寄身於台北一個廟觀，即覺修宮內。由於同鄉同道，龔老與天師交誼漸深。龔老在自己生活尚無著落時，就四方奔走，為張恩溥尋找穩定的生活來源，後來又為張恩溥籌建“嗣漢天師府”駐台辦公處，隨同張恩溥在台灣各地行法弘教。按照龔老生前曾經說過的話，這一段時間裏，就是：天師出行，龔老服侍；天師畫符，龔老拉紙；天師有了生活糾葛，龔老來調解。所以，張恩溥在世時，龔老一直是台灣的“嗣漢天師府”的秘書長。1977年，龔老聯絡一些從大陸到台灣的熱心道教事業的人士組織了道教居士會，創辦了這份已經出版22年的《道教文化》雜誌。
《道教文化》，第一卷共十二期，每月一期。從第二卷起，大概因為經費困難，變成了雙月刊。第二卷十二期，出版費時二年。其後，由於馬璧返歸大陸故土，由馬璧任主編的《道教文化》雜誌也受到台灣有關部門的查詢，因此，從1981年的下半年起，即從第三卷第七期開始，《道教文化》改由俞梅隱任主編。龔老出任副社長兼總經理。第三卷的出齊，費時近四年。第四卷的出齊，亦費時達四年之久。第五卷從1990年7月出版的第一期到終卷，曆時又有五年多。從1992年3月起，《道教文化》雜誌的社務委員會主任由龔老的堂弟龔鵬程署名，龔群先生則改署創辦人兼總經理，編輯委員會兼總編輯則由林慶文擔任。其後編輯委員會兼秘書則先後由李樂俅和龔上達等出任。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出版22年、前後六十六冊的《道教文化》雜誌，是在既無政府財政補貼，又無道教宮觀實體供給的條件下經營的。這在台灣省的現實條件下，著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道教文化》的創辦、籌資、經營、印刷乃至於社務活動、收稿讀稿、信函往來、刊物發行等一切事務，均依靠龔老全身心的投入。於此，龔老從不計較回報。
《道教文化》雜誌的《發刊詞》是黃公偉教授執筆的。《發刊詞》稱，《道教文化》雜誌是一本“學術性的、知識性的、科學性的、社會性的宗教刊物”，其出版目的就是“為實踐複興中華文化之號召，爰集學術界誌同道合之士多人，以中國道教為體，群策群力，創立本刊，凡儒佛道三教之義，天人知德體用之論，無不在探討之列”。黃公偉等企圖借這本刊物，“將以積善呈祥，為惡獲罪之古義，牖世輔民，以敦時俗，以正俗念，國利民福之前途，胥有利賴”。在馬璧出任總編輯期間，《道教文化》得到過不少教外人士的關心和支持，有的出資，有的撰文，有的參加雜誌社的活動，因此，其“社論”或“專論”有時多帶著濃重的政治色彩。其中，當然也有不少涉及海峽兩岸關係的言論，遺老情緒，溢於言表。根據“道教文化雜誌社撰述委員一覽表”，當時列入的《道教文化》撰稿人，除了有幾位海外學人如施舟人、包如廉以外，主要是一些沿用傳統研究方法治學的老學者，如蕭天石、李玉階（天帝教創始人）、鄧文儀、高越天、張揚明、李叔還等等。受過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教育的年輕學人雖也有列入，如趙玲玲等，但數量很少，並且，亦未見有撰文刊登在《道教文化》雜誌上。
1981年末，俞梅隱出任總編輯。當時，中國大陸已經實現改革開放政策，海峽兩岸民眾來往漸趨方便而頻繁。從1988年起，台灣民眾以謁訪媽祖祖廟開始，掀起了持續多年的回大陸尋根的潮流。《道教文化》雜誌社的創始人龔群先生也先後多次返回故鄉，探親訪友，或率團赴大陸各地道教名山宮觀參訪，親身感受到大陸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親眼看到大陸道教正在複興的事實。1988年和1989年，龔老在《道教文化》雜誌的第四卷第8期至第10期上，先後發表多篇有關龍虎山天師府、武當山道教、茅山道教的署名文章，暢談了他訪問這些名山宮觀的觀感。在這以前，1985年3月，龔老也發表過一篇《道教發祥地江西龍虎山回憶》的文章。在這篇根據傳聞寫成的文章中，龔老以為，龍虎山隻留下一個“回憶”，一切已經破壞殆盡。而在參訪龍虎山以後寫成的《江西龍虎山天師府簡誌》中，龔老看到的卻是“紅磚綠瓦，油漆一新”，“天師府現由張氏家族及儲備天師管理，確為道教向往中心”。在參訪武當山和茅山以後寫成的文章《道教勝地武當山簡誌》和《茅山——道教福地簡誌》中，龔老讚美武當山“風景優美，宮殿雄偉，確為道教聖地之所存，名不虛傳”，記述茅山原有的八件珍寶，“前四寶在‘大陸文革’時期被查抄，現已歸還茅山道院”，“真所謂道教神仙名山勝地”。從龔老發表的這些署名文章中，人們不難看到，盡管久居台灣，但是，作為一個天師的傳人、道教界的大護法、一位有識的老前輩，龔群先生尊重所見所聞的事實，不以偏見歪曲真相，而且，在雜誌上刊登照片，如實地向台灣道教界朋友介紹大陸道教界正在發生的真實情況，堪稱開明、公允和胸懷坦蕩。
縱觀《道教文化》雜誌，人們還可以清楚地覺察到龔老同台灣“嗣漢天師府”關係的變化。龔老與第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的關係，同甘共苦，非同一般。因此，張恩溥在台灣建立辦事機構、籌建道教會、居士會，傳道弘法，乃至生活和婚姻等，均曾得到龔老的幫襯和資助。張恩溥羽化的後事，乃至於選拔張恩溥在台灣的堂侄張源先出來主持辦事處的事務等等，無不浸透龔群秘書長的心血。在《道教文化》第一卷中，發表過由龔老執筆的《中國道教嗣漢天師府組織規程》、《中國道教嗣漢天師府道教派別規則》，後來又連載了張源先編寫的《曆代張天師傳》。據林慶全大法師寫的《訪問江西龍虎山道教聖地嗣漢天師府簡記》一文的附注稱，嗣漢天師府所用的“天壇玉格”均係由龔老所賜。張源先的拜表科儀、步罡踏鬥亦係龔老和台灣著名道士張智雄所教。但是，張源先既無道學修養，又無德行教化，朝三暮四，自以為是，偏執己見，特別是重財輕德，因此，龔群先生等最終與沒有張恩溥的台灣“嗣漢天師府”分道揚鑣，並且自1988年以後多次率領台灣正一派道士訪問龍虎山祖庭，為恢複龍虎山嗣漢天師府出力。1992年發表的林慶全的文章，更是對於龍虎山天師府的授籙儀式倍加讚賞，稱“此一奏職法科，不但莊嚴隆重，各法師在正一道長演法科儀時，規例有序，整齊不亂，不愧為正一真宗典範”。文章還批評“台灣所謂天師府奏職法科事宜，草率行事，而且出售萬法宗壇職牒，係營業性質，價格非常昂貴，又無真傳法科可言。台灣所謂張天師奏售萬法宗壇職位牒確實不能與江西龍虎山嗣漢天師府並相同論，實有天涯之別”。可以認為，林慶全的觀點，大致上也反映了龔群先生對祖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的道教的正確評價。
隨著改革開放，海峽兩岸交往日趨頻繁。《道教文化》雜誌，在兩岸道教界和學術界中，也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同時，隨著原有的撰稿人年事已高，因此，從八十年代中期起，《道教文化》雜誌開始發表海峽兩岸道教學者的文章。其中有：淡江大學龔鵬程教授的《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香港大學黃兆漢教授的《全真教祖王重陽的詞》、《張三豐與明帝》、《丘處機的“磻溪詞”》等，成功大學丁煌教授的《道家思想與世界和平》、《唐代太清宮製度考》、《葉法善在道教史上地位之探討》、《“上清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初研》等文章，以及北京、四川、吉林等地道教學者的文章。寫這些文章的學者大多受過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訓練，因此，他們的文章與《道教文化》過去發表過的文章在風格上有顯著的不同，視野開闊，立論新穎，具有豐富的信息量。這些文章的連續刊載，提高了《道教文化》雜誌的質量，壯大了作者和讀者的隊伍，進一步擴大了它在海峽兩岸和世界範圍的道教界和學術界的影響。以一個沒有足夠而固定經濟收入的“老兵”的力量，支撐著一個專事道教研究雜誌的出版和發行，並在海內外獲得如此巨大的影響，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龔老推動海峽兩岸道教研究之功，於當代與後世的道教事業都會產生影響，實在應該永留史冊。
龔群先生在道教事業上的另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對於天師符法的傳承和道教符法的研究。龍虎山正一天師道的符法是世代相傳的。龔群先生與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共處多年，朝夕相處，執紙揮墨，盡得天師符法真傳。這些年來，龔群所繪的天師符已在海峽兩岸道教名山宮觀流傳，無不受到正一道派前輩的稱讚。1989年12月，龔老在《道教文化》上發表了《符籙探源》一文，稱“符咒具有役鬼驅神之三種妙用，為中國古代哲學之一種。考其原始，實出於三代之上”。黃帝受之於西王母，“至漢順帝時，有張大真人名道陵者出，得異書於石室，入蜀之鶴鳴山，隱居修煉，以符籙為治病”。外人不識符書，有人言其是地圖，有人則言其為圖畫文字，龔老則認為“符法秘典符咒者，實聚無數秘文，湊合而成，其書法亦正如吾人執筆作篆籒鍾鼎，一筆不可勾且，不多筆畫，亦不可少點筆畫”。龔老將符區分為“張貼之符”、“食用、佩帶、焚化之符”，“退鬼驅妖之符”等三類，還詳細地敘述了書符的七戒、五忌以及筆次、用品等等。在《道教文化》上，龔老先後發表過五種天師符法，即：《師傳王帥豁落符秘》、《朱帥肘後符秘》、《元壇趙帥三火符秘》、《龍虎山梅仙驅邪符秘》、《地祇溫帥符秘》等五種。《地祇溫帥符秘》一文前有記曰：“本文係據嗣漢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大真人秘傳，原擬隻傳張家親係，現在台灣張氏繼起無人，公開愛好符籙，同道共同研究。”由此可見，龔老之所以公開符法的原因。
龔群先生在多次返回大陸參訪道教名山宮觀以後，對大陸學術界近年來的道教研究留有深刻印象。他認為，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學術界能夠開闊視野，既吸收世界文化的精華，又珍重民族文化傳統，因此對於道教的態度較為公正。所以，在《道教文化》雜誌上，龔老也發表了許多大陸學者的研究文章，並且，在1994年傾全力發起、籌劃和出資支持召開了“海峽兩岸道教文化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在1994年12月10日至11日在台灣省嘉義縣的中正大學舉行。參加會議的有柳存仁先生以及丁煌、龔鵬程等台灣學者。大陸方麵參加會議的則有來自四川、北京、吉林和江西的學者卿希泰、牟鍾鑒、馬西沙、王卡、韓秉芳、黃海德、李遠國等。這次學術會議的意義在於它是四十餘年來，第一次海峽兩岸的道教學者在台灣這個祖國寶島上的會晤。這次會議我由於出訪日本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作長期研究工作，因此未能及時得到進入台灣的文書，未能出席。但是，在1995年5月，龔群先生又專門安排時間，在台灣接待我，並全程陪同我訪問了台北、高雄、台南、台中等地，還將我在高雄道德院的公開演講《“藏外道書”和明清道教》收入後來出版的《海峽兩岸道教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據龔老事後告訴我，這次會議的經辦手續，前後共費時二年有餘，奔走於台灣全島幾十個政府部門、高等院校和道教宮觀之間。龔老說他是“以堅忍不拔之心及秉持老子之道，完成兩岸道教學術交流的曆史性願望”的。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此語決不過分。都知道，這次曆史性會晤的經費籌集、手續操辦、日程安排、接待照拂等一應雜事，出力最多的是年過七十的龔群先生。1999年3月，第二屆海峽兩岸道教學術研討會在台灣嘉義召開，我又因應聘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作長期研究工作而未能出席。事後，我知道，龔老也到會上去看望參加會議的學者，並且陪同大家遊覽，直至送大家登上回家的飛機，帶著對於未來的道教研究的無限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