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戰國時期多年的兼並戰爭之後，強大的秦國在公元前221年，即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二十六年實現了統一。以鹹陽為都城，以關中作為統治重心的秦王朝，建立了大一統的高度集權的專製主義統治。其政治體製的構成，對此後二千餘年的曆史有重要的影響。
秦王朝建立後，即麵臨著管理天下經濟運行的任務。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期望經濟發展的合理化，在謀求“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即民眾都積極傾力於社會生產的基點上，形成新的經濟秩序，並且以此為保證，使得農耕得以發展，社會得以富足，實現民眾的富裕和產業的增殖。秦王朝在全新的曆史條件下帶有試驗性質的的經濟管理形式，是值得重視的。秦時由中央政府主持的諸多規模宏大的土木工程的規劃和組織，表現出經濟管理能力的成熟。秦王朝的經濟製度多具有創新的意義，然而在施行中，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秦王朝經濟管理的軍事化體製，其極端苛急的政策傾向，以及不合理的區域經濟方針等方麵的弊病，為後世提供了重要的曆史教訓。
秦王朝的專製統治表現出高度集權的特色，其思想文化方麵的政策也具有與此相應的風格。秦王朝雖然統治時間不長，但是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卻在若幹方麵產生了相當深遠的曆史影響。
秦始皇統治末年，多次因組織戰爭和土木工程征發民眾服事苛重的徭役。大規模的徭役調發，使正常的經濟環境和生產秩序受到破壞，民眾承受著極沉重的負擔。
秦始皇去世之後不久，秦王朝的統治階層內部發生政治危機，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終於導致了規模空前的大動亂。秦二世沒有能力穩定政局，其執政集團的核心又發生變亂，秦二世本人被趙高派人刺殺。秦王朝在人民反抗的浪潮中走向崩潰。
秦亡之後，反秦聯軍中實力最為強大的項羽軍事集團把握了關中形勢，主宰了各派政治勢力的權力再分配。項羽號稱“西楚霸王”，然而沒有能夠全麵控製天下政局，諸侯混爭的戰火重新燃起。
穩健多謀的政治家劉邦取得關中作為根據地，又得到諸多猛將能士的擁戴，終於戰勝項羽，建立了漢王朝，定都長安，史稱“西漢”。
西漢初年，政治形勢依然複雜，經濟條件異常落後，外族威脅空前嚴重。劉邦和他的功臣集團排除諸多困難，努力使西漢政權得以穩定。
正是因為劉邦具有較寬廣的政治胸懷，運用較明智的政治策略，在楚漢戰爭中，能夠以富足的關中作為穩固後方，使兵員和作戰物資不斷得到補充，雖百戰百敗，垓下一役，終於戰勝項羽。
漢並天下後，劉邦從建立統一帝國的大局出發，接受曾被項羽譏諷為“衣繡夜行”的建議，定都關中，實行促進楚文化、齊魯文化和秦文化交彙融合的正確政策，建立起空前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帝國。
劉邦出身楚地平民，然而卻能夠以寬懷之心行政。他曾經和臣下就“我為什麼能夠據有天下，項羽為什麼終於失去天下”進行討論。有的將領回答道，劉邦能夠“與天下同利”，項羽則妒賢嫉能，對於有功者忌害，對於賢者懷疑，功臣不能得到實際的利益，這是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劉邦則指出，這種見解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說，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我不如張良；管理國家，撫定百姓，籌集運輸軍需給養，我不如蕭何；統率百萬之軍，戰必勝，功必取，我不如韓信。他們三人，都是人中俊傑，然而我能夠用之，這就是我所以能夠取天下的原因。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所以最終為我所擊敗。
劉邦善於團結部眾，任用文化背景不同的有才之士的所謂“寬大”、“寬容”的政治性格，實際上表現出一種能夠以較寬廣的胸懷對待其他區域的文化傳統的“寬仁”的文化觀。這種文化觀所以優勝，是因為和體現為文化融合趨勢的曆史進步的方向是一致的。
天下大定之後，劉邦罷遣軍中士卒，表示結束戰爭狀態，恢複經濟生產的決心。這一決定，也順應了社會上下期盼安定和平的共同意願。大批出身農人的兵士的複員，使農耕經濟複蘇得到了最基本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