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索綝傳》又明確記載西晉末年漢文帝霸陵和漢宣帝杜陵遭到盜掘，而盜墓者“多獲珍寶”的情形：“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索）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索）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複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按照索綝的說法，漢朝天子即位一年就開始經營自己的陵墓，每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竟然都用於陵墓建設。漢武帝因為在位時間比較長，所以茂陵地宮隨葬品已經充實，“不複容物”了。民人“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事，也是特殊形式的大規模盜掘。雖然《漢書·王莽傳下》關於赤眉發掘帝陵，有其他都遭盜掘，“唯霸陵、杜陵完”的記載，漢光武帝劉秀也曾經有“霸陵獨完受其福”語，注者稱“赤眉入長安，惟霸陵不掘”，據《三國誌·魏書·文帝紀》，魏文帝曹丕臨終遺製堅持薄葬，也有“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的說法，也以為霸陵未曾被盜掘的原因是“無求”。霸陵曆來號稱薄葬之典範，然而盜掘者“多獲珍寶”，仍然使晉帝感歎：“漢陵中物何乃多邪！”
於是，後代許多人據此以為世傳所謂霸陵“儉者”其實未必“儉”。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五“厚葬”條引《晉書·索綝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事，比較《史記·孝文本紀》“皆以瓦器”之說，又寫道：“而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為後王之則。然考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已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顧炎武指出：“蓋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必皆為實錄也。”黃汝成《集釋》引述了梁玉繩的說法，認為霸陵曾經三次被盜掘：“霸陵凡三被發：《張湯傳》一也。《風俗通》所雲：‘霸陵薄葬，亦被發掘。’二也。《晉書》所雲，三也。”又引楊名寧曰：“或景帝之陷親於不義耳。”也疑心是漢景帝違背了漢文帝遺詔，以實際上的厚葬使漢文帝陷於後人以為矯情虛偽，言行不一的“不義”的尷尬處境，同時也導致了盜掘的災禍。
梁玉繩《史記誌疑》卷七也提出了這樣的疑問：“文帝之葬特差少於諸陵，而非真薄也，豈景帝不從遺詔之故乎？”他指出霸陵“薄葬”隻是較其他諸陵略為儉樸，而“非真薄”。於是懷疑是漢景帝沒有遵行漢文帝遺詔。在引錄元人李冶《古今黈》中應劭《風俗通義》載霸陵薄葬亦被發掘語後，又寫道：“若夫金玉珍寶，必景帝為之，不依文帝遺詔瓦器之製，事祕莫知，史不得錄，待被發而後見。”也提出了漢景帝“不依文帝遺詔”的可能。
所謂“景帝不從遺詔”的推測，得到一些人的讚同。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一〇也說：“劉向諫昌陵疏，謂文帝寤張釋之言，去墳薄葬，以儉安神。賈山《至言》亦言之。則霸陵在漢帝諸陵中最儉者矣。而《晉書》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豈文帝崩後，臣子違其素誌邪？古書所言，未可悉信也。”“景帝不從遺詔”，“臣子違其素誌”，說法是相近的。不過，《晉書》所謂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似是說漢武帝茂陵事，而與霸陵沒有直接關係。
“文帝寤張釋之言”之所謂“張釋之言”，是指《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中所見漢文帝說：“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隨後發表了著名的以薄葬杜絕盜墓現象的言論：“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
根據後來霸陵也曾經出土珍寶之器的傳說，有人疑心漢文帝霸陵薄葬隻是一種政治宣傳。明人張燧《千百年眼》卷四“文帝奢儉之異”條寫道：“前史稱漢文帝節儉，身衣弋綈，集上書囊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此三事以人主為之，可謂陋矣。然賜鄧通以十數巨萬，又以銅山與之，此又何也？”指出漢文帝有大儉之名，又有大奢之實。其心理行為的矛盾，也是一種“異”的現象。對於霸陵薄葬的傳說，有的學者又指出，據明人何景明《雍大紀》記載，霸陵曾經因秋季灞水衝激，衝出石板五百餘片，可知漢文帝仍然堅持以石為棺槨，其目的，“正是為了厚葬其中。”而通過霸陵被盜掘的記載，也說明“隨葬‘皆以瓦器’並非事實”，“漢文帝的薄葬並非事實”。
其實，霸陵因山為陵，“不治墳”，“不起墳”，沒有動員大量民眾從事土木工程，是大致可信的。墓中隨葬品的等級和數量，則可能因入葬時情形之複雜，確實有與漢文帝個人意願不盡相合的情形出現。
前麵引述的幾種推測，如“景帝不從遺詔”，“若夫金玉珍寶，必景帝為之，不依文帝遺詔瓦器之製，事祕莫知”，以及“文帝崩後，臣子違其素誌”等，都是可能的。而所謂“或景帝之陷親於不義耳”的說法，譴責已經相當嚴厲。
曆史上新帝違背先帝遺詔，是十分普遍的事。漢景帝即位時三十二歲。已經過了而立之年的劉啟，經過多年的讀書和思考，內心應當已經具有了比較成熟的政治思想。《史記·孝文本紀》在關於漢文帝事跡的最後記載中，引錄了漢景帝在即位四個月之後的第一道詔書。其中確定為孝文皇帝廟設《昭德》之舞以宣明其盛德，同時要求有關機構討論紀念漢文帝的禮儀。詔書中對於漢文帝的讚頌，是飽含誠摯之情的：“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漢景帝劉啟通過對於漢文帝行政風格的全麵肯定，實際上向世人宣示了自己的施政方針就是對漢文帝時代的政策的全麵繼承。丞相申屠嘉等隨即上書，報告了關於如何紀念漢文帝的討論結果：“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漢高祖劉邦被尊奉為“始取天下”的成功帝王，漢文帝劉恒則被尊奉為“始治天下”的成功帝王。漢文帝被尊奉為太宗，是在入葬之後第四個月的事。漢景帝當然不可能以此作為背離漢文帝遺詔由薄葬改而厚葬的借口。但是他如果在事實上實行了厚葬之後，卻可以以此作為一旦受到“不從遺詔”、“違其素誌”的攻擊時的文飾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