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孝文本紀》這樣讚美“文景之治”的成就：“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新唐書·太宗紀》如此頌揚貞觀之治的成功：“自古功德兼隆，自漢以來未之有也。”“盛世”的形成，似是說主要在於執政集團“德”之“盛”。杜甫《送重表侄王殊評事使南海》詩說貞觀時事，有“盛世垂不朽”句，透露出唐人所謂“盛世”，亦直接表達對現世政治的讚美。杜牧《皇風》詩寫道：“仁聖天子神且武，內興文教外披攘。以德化人漢文帝，側身修道周宣王。”所謂“仁聖天子”的成功，是因為“內興文教外披攘”，一如“以德化人”的漢文帝。
回顧曆史，應當說，所謂“盛世”與“衰世”相比，大略比較安定，可以給予民眾以較寬鬆的生存空間，給予社會以較有利的發展條件。曆史上多次形成的所謂“盛世”，常常是執行比較合理的政治原則，成功地調節階級關係，完善社會秩序，而終於得以實現的。
但是，另一方麵，如白居易“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鐫實錄鐫虛辭”詩句所說，我們考察涉及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有關現象，應當穿破表征透視其真質。正如魯迅所指出的，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處和暗處，“常常顯得兩樣”，古來帝王們炫示“盛世”的種種政治宣傳，其實往往是“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
號稱“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服，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在“文景之治”之後創造另一“盛世”“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以合理政策“施行”“德澤”之外，也喜好妄自誇飾的政治虛榮。例如，貞觀二年（628）京師發現蝗災跡象，唐太宗竟手捉蝗蟲，宣稱：“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遂吞之。李贄《史綱評要》卷一八就此批注：“沽名。”貞觀十二年（638），唐太宗令將魏徵包含政治批評意見的奏疏列於屏障，並錄付史館，宣稱以此“使萬世知君臣之義”。李贄又有批注：“太宗倒底有沽名之念在。”唐太宗問記錄自己言行的《起居注》的執筆者褚遂良：“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李贄又批注：“太宗好名之心，逗漏於此矣。”唐太宗看到記載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自己殺害兄弟的情節語多微隱，對房玄齡說，“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今可削去浮辭，直書其事。”李贄批注：“若無周公、季友在前，決要刪去矣。好名者之心固如此。”李贄還寫道：“讀史至唐文皇，亦覺心開目明。其從諫處雖出好名，正所謂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也，不猶勝於愎諫者耶？”說唐太宗的“從諫”出於“好名”，有表演性質，但是畢竟優於根本拒絕諫言的剛愎之主。而夏商周以來的帝王，其實沒有不“好名”的。李贄所指出的以虛偽表演博取“浮辭”的“好名”、“沽名”的動機，是我們在讀史時可以時常發現的。要對“盛世”的曆史真實予以考察，應當剝去這樣的包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