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是一個國家或者政權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是統治者發號施令、實施有效統治的中樞。因此都城的選址和建設直接關係到一個王朝的對內對外政策，直接影響國運的興衰。所以，西漢統治者十分重視都城的選址和建設，把定都建都視為“國之大事”。“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墨子·七患》，許嘉璐主編:《文白對照諸子集成》上冊，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自古帝王維係天下，以人和不以地利，而卜都定鼎，計及萬世，必相天下之勢而厚集之。”顧炎武:《曆代宅京記·徐序》卷首，中華書局1984年。都城的選址要考慮到政治形勢、經濟條件、地理環境、交通等多方麵因素，而都城地址一旦確定和建設，就會對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麵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
西漢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的重要時期，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作為西漢王朝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的都城長安對後世都城同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在中國都城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關於古都的定義，著名古都研究專家史念海先生指出:
古都的定義有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麵，自廣義言之，作為一個獨立的王朝和政權，不受外來控製，其都城已成為政治中心，就皆視為古都。但由於作為保護和研究的對象，就要受到一定因素的製約，因而應還有狹義的定義。這是說古都不僅是獨立的而不是過分短促的年代。其遺址的現存地理位置應是確切的，而不是推測的臆定，還應是距現在有關的城市較近，而不是距離很遠的廢墟。史念海:《中國古都與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
中國古代對都城的選址是十分講究的。早在先秦時期，對都城的選址已要求較高。《管子·乘馬》雲:“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管子·度地》也雲:“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意為國都地址的選擇和布局要考慮用水、地形等自然環境。著名曆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提出，曆代統治者主要是從經濟、軍事、地理位置幾個方麵來考慮都城選擇的。經濟上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饒的地區，足以在較大程度上解決統治集團的物質需要，無需或隻需少量仰給遠處；軍事上要求都城所在地既便於控製內部，又利於防禦外來侵略；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大致位於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區，但並不要求是地理上的幾何中心，隻要有通達全國的便捷的交通，便於中央與各地的聯係，利於統治就行。譚其驤:《中國曆史上的七大首都》，《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史念海恩師也指出:“古代都城所在地的選擇，一般是探求國土的中心點，利用交通衝要的位置，憑恃險要的地勢，與其策略相聯係，接近王朝或政權建立的根據地，在經濟上較為富庶的地區。”史念海:《中國古都與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應該說秦漢時期都城在選址上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和選擇，做出了明智的選擇。
西漢地圖大體來說，西漢時期之所以將都城建在關中，有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原因，也有其社會原因。
關中地區是指西起寶雞、東到潼關的渭河中下遊地區。這裏南有秦嶺山脈，北有北山山脈，渭河長期衝積泛濫，於是形成了肥沃的關中平原，號稱“八百裏秦川”。渭河是關中的一條最重要的河流，南北兩岸又形成了眾多的、大大小小的支流，形成了一個嚴密的水網，給關中的社會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關中的河流像一條條裙帶一樣，纏繞在渭河的南北兩岸，除了著名的“八水繞長安”中的渭河、涇河、灞河、河、灃河、河、河、澇河外，還有水、褒水、雍水、戲水、石川水、零水、洛河等，水資源是相當豐富的。
除了密如織網的河川之外，關中地區當時還有繁若群星的湖泊池澤，如位於水上遊的弦蒲，位於三原、涇陽兩縣之間的焦獲澤，位於潼關西南的陽華藪，以及位於上林苑中的池、鎬池、蘭池、上林十池等。從而反映出二千多年前的關中大地之上，河湖縱橫，水網密布。
關中的土壤在當時全國是上等的，在我國最早的曆史地理著作《尚書·禹貢》中，把當時全國劃分為九州，其中關中屬雍州，而雍州在九州中的土壤是最好的，即上上等，“厥土唯黃壤，厥田上上”。
秦漢時期的關中地區氣候比今天要溫暖濕潤的多。據研究，當時的氣溫要比今天溫暖，降水量也比今天大。竺可楨:《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遷之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2期。朱士光等:《曆史時期關中地區氣候變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紀研究》1998年1期。從而為當時農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關中地區秦漢時的森林、植被是茂盛的，“有戶、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漢書》卷28《地理誌》。當時除了渭河南邊的秦嶺和渭河北邊的山地有繁茂的森林外，即使在關中平原上也有森林，這裏的河穀衝積平原及河流兩側的階地，都有大麵積的森林存在。
關中地區多樣的地形、豐富的物產為秦漢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優厚的條件。張良雲“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裏，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記》卷55《留侯世家》。“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崤函之固”。《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司馬遷說得好:“關中自、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裏，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史記》卷129《貨殖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