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委興奮地描繪了這片生機勃勃的大好形勢：
在半月之內全省各城鎮各行業，私商基本申請合營完畢，農村私商也於春節前搞完。全省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已達最高潮，緊接著在全部公私合營以後，各地趁熱打鐵，對資產進行清產估價工作。現在，全省城鎮已完成或即將完成第二步的清產核資工作，並正準備轉入第三步的人事安排、經濟改組等項工作，這就使得原來準備兩年完成的計劃，飛快地在半個月的時間內基本完成。
1月30日，廣東省工商聯籌委會，向中央發出廣東省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報喜信。
全省資本主義工業8千多戶、從業人員161萬多人；資本主義商業42萬多戶，從業人員131萬人；資本主義交通運輸業輪4艘、輪駁船770艘、汽車1917輛，從業人員17萬多人，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
全省參加合營工商戶股金總額126億元。全行業合營後，一律采取“定息”製度，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虧，不分地區，不分行業，年息一般5厘，7年為期，從1956年1月1日起計息。
2月3日，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在資改工作座談會上，喜不自禁地說：
從積極的方麵說呢，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資本家的全部財產拿過來，約計全省私營工商業的資金有19億元，現在被我們拿過來了，國家發了一筆洋財。
19億元相當於19億多斤大米。廣東年產大米是18億斤，幾天時間被我們“共”了一大筆財產。這筆錢如不好好利用，就很可惜。開了這樣的會，毛主席也講了話，假如不利用這筆財產來好好經營，那就多此一舉，沒有意思。把財產“共”過來，是要更好為國家服務，發展生產增加財富。廣東地方工業少，廣州是商業城市，就要發展生產，逐步把廣州建設成為工業城市。上海公私合營後整體效益提高
1955年12月17至24日，上海一屆人大三次會議隆重召開。
此次會議主要討論上海私營工商業，進一步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在會上，陳毅作了長達7個小時的報告，全市60萬餘人通過有線廣播、收音機等形式收聽報告。
陳毅在報告中指出，全行業公私合營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新階段。
並在報告中針對私營工商業者存在的思想顧慮，闡明人民政府的有關政策。
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消息傳到上海，引起強烈反響，北京的做法，衝破了上海原訂的公私合營分階段進行的計劃。
1月14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建議學習北京辦法，加快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
當天下午，市委第二書記陳丕顯召開上海工商界上層人士座談會，與會人士一致要求學習北京經驗，提出在一星期內完成全行業公私合營。
1月15日，上海工商界召開臨時代表會議，會議作出了申請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決定。
1月20日，市人委舉行第十二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批準全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的決議，並於當日在中蘇友好大廈召開上海市私營工商業公私合營大會。
1月20日，燈光輝煌的上海中蘇友好大廈裏，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上海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大會在這裏舉行。
此刻的會場，像辦大喜事一樣，懸掛著紅色霓虹燈的大喜字，周圍掛著紅幔。
參加大會的資本家代表和家屬們，個個穿著華麗的節日禮服，胸前佩掛紅花，臉上掩不住內心的激動和歡悅。
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上海市資產階級的代表、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主任委員盛丕華，莊重地走上主席台，把金色的申請書呈遞給上海市副市長曹獲秋。
在會上，副市長曹荻秋代表市人委，接受工商界代表盛丕華呈遞的私營工商企業全部實行公私合營申請書，並代表上海市政府，在申請書上簽字蓋章，正式批準上海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全部實行公私合營。
同時，曹荻秋宣布一次批準全市205個行業、1062萬戶私營工商企業實行公私合營。
會議從一開始就淹沒在連續不斷的鼓掌聲、歡呼聲中。
到了宣布自由發言的時候，擴音機旁排成了長長的隊伍，私營工廠的廠長、小商店的主人、資本家的妻子、私營工廠的工人，有的是滿頭白發，有的隻20多歲。他們一個緊挨一個地講。
因為時間短促，隻能揀最要緊的話說。於是許多人走到擴音機前，隻滿懷感激地喊了兩句：“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這感激的聲音不隻是在大廳裏回響著，也在大廈周圍守候著的幾萬工商業者的隊伍裏回響著，在全市成千上萬的私營工廠和商店裏、工商業者的家庭裏回響著。
l月21日，上海市各界人民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
大會宣告：
上海市的資本主義工商業，今天已經公私合營了！上海全市的手工業，今天已經合作化了！上海郊區農業，今天已經轉為社會主義的高級社了！上海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
慶祝大會結束後，50多萬人冒雨參加了遊行。
在私營工商業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高潮中，上海采取“先戴帽子，後穿衣裳”的辦法，即對各私營企業先批準公私合營，然後做好清產核資、人事安排的工作。
同年5月8日，上海市召開幹部大會。
在會上，副市長曹荻秋作了《關於對私改造工作情況及今後工作》的報告。
“報告”對私營工商業公私合營後的清產核資、定息、人事安排和經濟改組等工作進行部署。
經過清產核資，全市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資金共1122億元，其中工業私股占824％。
人事安排工作根據“把原來私營企業中一切在職人員包下來”的方針和“量才錄用，輔以必要的照顧”的原則，以企業為基地進行安排。
對有經營管理經驗或有技術的，盡可能按他們的特長進行安排，讓他們在工作崗位上發揮作用。對年老體弱的適當予以照顧，妥善安置。
經過醞釀和公私雙方協商，任命了189個私方人員，他們分別擔任107個專業公司的經理或副經理。
安排14萬人分別擔任了廠、店的廠長、副廠長和經理、副經理。科股長及在科室工作的7910人，車間主任及工程技術人員1526人。
至1956年10月，原在企業中擔任實職的52萬名私方人員全部安排了工作。
其中絕大部分保留原來的職務。私方人員中的一些上層代表人物還擔任了重要職務。
其中，榮毅仁被選為上海市副市長。
另外還有5人任市有關局副局長，12人任副區長。
同時，政府還任命1萬多名公方代表擔任公私合營企業的領導和管理工作。
上海私營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基本完成工業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
所有製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
全市工業總產值中，國營工業占322％，公私合營工業占64％，合作社工業占33％，私營工業占05％。
全行業公私合營後，由於企業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廣大職工生產積極性和企業勞動生產率普遍提高。榮毅仁就申新廠合營答記者問
1956年初，榮毅仁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采訪。
記者問：“作為一個資本家，為什麼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道路？”
榮毅仁說：“是的，我是一個資本家，但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我想應該先從作為一個中國人談起。”
榮毅仁接著說：“這是真心還是假話？到上海來訪問的不少資本主義國家的朋友們，對這個問題特別感到詫異。他們曾來找我，問我，有的要我背著人講講‘真心話’。一位英國的評論員要我直接用英語談話，有的來看看我還有沒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懷疑我是不是共產黨員，還是假冒的資本家。我坦白地告訴他們，解放前我不但沒有接觸過共產黨，而且當時還有點害怕哩。”
喝了口水，榮毅仁深情地說：“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大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稍稍放鬆對中國的侵略的時候發展起來的。我的父親和伯父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創辦和發展了自己的企業。這些年，全國人民掀起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我父親一輩人，夢想著辦工業，救國圖強。”
說到此，榮毅仁的語調變得憤慨起來，他說：“當戰爭結束以後，帝國主義卷土重來，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加上連年內戰和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我們的企業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父親一輩子曾經把希望寄托給北伐以後的國民黨政府，可是蔣介石上台後對我們的第一手，卻是無端通緝了我的伯父榮宗敬，敲詐了10萬銀元。1934年，當申新最困難的時候，我父親以價值3000至4000萬元財產抵押給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簽訂借款500萬元的合同。當時官僚資本的頭子宋子文想乘機擠垮申新，吃掉我們的企業。當銀行隻付了280萬元時，他就強製停止借款。”
停了一下，榮毅仁略帶譏笑地說：“直到抗戰勝利以後，蔣介石的淞滬警備司令部特務，還把我70歲的父親榮德生綁去40多天，勒索了20多萬元美金的贖金，還給所謂‘破了案’的警備司令部送了更多的酬勞。”
聽到此，記者也不禁為榮家的遭遇感動了。
榮毅仁接著說：“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黃浦江裏停滿了美國兵艦，美國貨像海潮一樣湧來，我們的棉紡廠用的大部分是美國棉花，中國的工業破產，農村破產。馬路上美國兵橫衝直撞，北京的女學生被強奸。我父親的實業救國的思想破滅了。就是我的愛人，雖然當時所想的隻是如何過安樂的生活，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能夠忍心外國兵對自己同胞姊妹的汙辱嗎？那時，我們都希望有一個獨立的強盛的祖國。而蔣介石國民黨隻會給祖國帶來更多的屈辱。”
“誰來建設獨立強盛的國家呢？”榮毅仁坦率地說，“當時我們並沒有想到是共產黨。解放前夕，我們一家對於共產黨的到來是感到惶恐的。我們幾個兄弟中，有的跑到泰國去辦工廠，有的躲到香港去了。我的父親因為恨透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堅決不願意離開祖國，我和他一道留下來了。”
記者問：“解放後，你留下來申新廠麵對的形勢是怎樣的呢？”
榮毅仁感動地說：“當時，我們企業的流動資金已經枯竭，解放以後又受到美國和國民黨的封鎖和轟炸。這個時期申新能夠維持生產，全部依靠愛護民族工商業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貸款、加工和收購，依靠職工群眾的團結和積極生產。政府幫助我們建立了總管理處，統一領導過去分散經營的各個工廠，並且指導我們逐步改進經營管理。生產因此得到發展，紗錠的生產率提高了40％以上，從1951年起盈利逐年增加，1953年的盈利就達到資本總額的1/4以上。初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就使我們的企業完全擺脫了解放初期的窘迫局麵。而我弟弟在泰國辦的工廠卻破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