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確定大政方針
●毛澤東為中國戲曲研究院題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8個大字。
●在雷鳴般的掌聲裏，一次探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
●參加會議的知識分子們聽了周恩來的報告後歡呼：“知識分子的春天來到了！”
● 確定大政方針
共和國故事·百花齊放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文化部主辦的全國第一屆戲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在全國戲曲工作會議上，發生了以京劇為主還是以地方戲為主的爭論。有人主張全部繼承，不願批判地繼承和改革；有人則認為京劇是封建主義，應全盤否定；有人提出戲曲應“百花齊放”。
最後，會議提出了《關於戲曲改進工作向中央文化部的建議》。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認為，戲曲“百花齊放”的提法很好，並向毛澤東作了彙報。
1951年4月3日，中國戲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澤東應院長梅蘭芳之請，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毛澤東有深厚的戲曲素養，對京劇的唱腔、板式都頗有研究，他休息腦筋的辦法就是聽京劇唱片。他也很懂戲曲表演藝術規律，他能注意到什麼流派、哪個演員，唱什麼戲才能發揮他們的優勢，強調要尊重演員的特長。毛澤東喜歡高派唱腔，表明他在風格選擇上傾向沉雄、豪放。
京劇《逍遙津》本是一出悲劇，唱法自然蒼涼悲淒。有一次，毛澤東聽完京劇高慶奎派傳人李和曾清唱了這出戲後，發表了看法，說：“應該高歌黃鍾大呂，不要陰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要繼承，也要發展。”
還有一次，毛澤東聽了李和曾唱了《李陵碑》中的那段反二黃唱腔以後，又很風趣地說：“楊老令公8個兒子死了4個，發發牢騷是可以的，但總的來說，他還是忠心報國、堅貞不屈的將領，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現在唱得有悲有憤，是對的，應該這樣唱。”
毛澤東很重視戲曲百花齊放，他始終強調各流派要充分保持和發展自己的長處。因此，對“以京劇為主還是以地方戲為主”的爭論，毛澤東提出：
京劇還應該保留，不單是京劇，各種戲曲形式都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加以批判繼承。
此後，戲曲界以京劇為主，還是以地方戲為主的爭論，得到了解決。
“百花齊放，推陳出新”也成為新中國戲曲工作的指導方針。
在這一方針引導下，解放前瀕於絕境、或早已絕跡於舞台的幾百個地方劇種恢複了青春，數以萬計的戲曲劇本和民間說唱文學重見天日，許多經過整理和改編的優秀的傳統劇目和歌舞、雜技、木偶、皮影等節目，也贏得了廣大群眾的讚美。毛澤東提出“百家爭鳴”
1953年，中宣部約請曆史學家翦伯讚、邵循正、胡華3人合作，寫一本《中國曆史概要》的冊子，準備提供給蘇聯大百科全書備用。
關於中國古代史的分期等問題，曆史學家們有不同的意見和熱烈的爭論。毛澤東對此也非常關注。
書稿完成後，中宣部就中國曆史研究中的一些爭議問題請示毛澤東。
毛澤東回答說：“把稿子印發給全國曆史學家討論，實行百家爭鳴。”
後來，毛澤東又指示：
中國曆史很長，建議在中國科學院設立3個研究所，把中國史分作3段來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於漢；第二所研究魏晉到鴉片戰爭前；第三所研究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史。3個曆史研究所合辦一個雜誌，定名《曆史研究》，方針是‘百家爭鳴’。
在1953年，中央又指出，要中宣部就中國曆史問題、中國文字改革問題、語文教學問題的研究工作組織3個委員會。
1953年7月26日，中宣部提出了3個委員會的建議名單，8月5日，中央予以批準。
當時，中國曆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向毛澤東請示曆史研究工作的方針，毛澤東也提出要“百家爭鳴”。
第二年創辦《曆史研究》雜誌，也以“百家爭鳴”作為辦刊的方針。
1955年9月，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毛澤東請示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編寫問題的意見時，毛澤東也回答說“百家爭鳴”，而且表示不讚成寫一本統一的黨史教材。
這些事情的解決，使陸定一感到，學術問題應該放手讓專家們自由討論，才能繁榮、發展。支持一種觀點、一個學派，壓製另一種觀點、另一個學派，必然會窒息生機，使學術界死氣沉沉。
至此，“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思想已具雛形。周恩來談知識分子問題
1955年下半年，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找社會學家費孝通商議，讓費孝通用兩三個月時間對知識分子搞一次調查，獲得第一手材料。
當時，由於受到蘇聯在學術批評中的粗暴作風的影響，存在著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形式主義。在學術、文化和藝術問題上動輒打棍子、扣帽子的情況時有發生。導致知識分子心情壓抑，意誌消沉，政治熱情、工作熱情受到嚴重挫傷。這種把學術、思想認識問題當成政治問題處理的方法，嚴重傷害了知識分子積極性，極大地阻礙了中國科學文化的正常發展，對全國即將展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極為不利。於是，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問題便提上了國家領導人的議事日程上來了。
費孝通等人將調查了解到的知識分子問題，向中央統戰部做了反映。
材料整理歸納出6個方麵的問題，簡稱“六不”，即：一是估計不足，包括對他們的政治進步和業務水平都估計不足；二是信任不夠，如他們應該看的資料不讓他們看等；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當，該用的，有的沒有用或用非所長；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幫助不夠。
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聽過彙報後，立即與周恩來進行麵談。這些材料，為周恩來正式向毛澤東提出知識分子問題提供了依據。
1955年11月22日，周恩來向剛從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彙報了這些情況，並表露了他本人對知識分子受到傷害的憂慮：“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因為他危及中國的進步。”為此，周恩來提出打算在政協全國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知識分子問題。
毛澤東表示：“我們應該先在黨內很好地討論，提出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
11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書記處全體成員和中央有關方麵負責人開會商議，並決定在1956年1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麵解決知識分子問題。
同時還決定，成立一個由周恩來負責的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10人小組，開始會議的籌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