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於晚年毛澤東理論與實踐活動的研究，一直是毛澤東研究領域的重點、熱點和難點問題之一。國內學術界結合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研究，從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文化學等諸多學科的不同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成果是顯著的，不僅有大量的研究論文發表，而且還出版了幾部較有分量的專著，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因而從研究的總體趨勢上看，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也應看到，這個研究還是初步的，由於問題本身的複雜性以及它與現實的密切相關性，研究中的難點頗多，在許多問題上很難達成共識，甚至存在著較大的分歧。在這個問題上花大氣力進行全麵深入的研究，不僅是理論研究中邏輯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本文就晚年毛澤東研究中的幾個重大問題作初步研究，並對《毛澤東思想研究》1993年第1期發表的馬積華先生《毛澤東晚年哲學和社會主義觀的兩種思路》一文（以下簡稱“馬文”）中的某些觀點進行商榷，以就教於馬積華先生和學術界同仁。
一、毛澤東晚年失誤的深層原因到底應當到哪裏去尋找
在對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活動的研究中，最難也是最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莫過於剖析其失誤的原因。這是因為，隻有真正弄清了這一問題，才能深刻地總結曆史經驗教訓，避免今後工作中再犯類似的錯誤，以便更好地探索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在對毛澤東晚年失誤原因的探討中，大部分學者都能夠采取比較客觀的態度，比如有人主張“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是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動因”；有人則主張“對處理突然事變的失誤是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動因”；有的則主張對毛澤東晚年失誤的原因，應從經濟、政治、文化等諸方麵進行綜合分析。這些觀點雖然還有待於進一步推敲，但探討問題的基本思路還是正確的。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在這個問題上顯得並不怎麼客觀，有的甚至得出了相當偏頗的結論，比如有的人主張毛澤東經濟上的失誤是他唯意誌論哲學的邏輯產物；有的人則認為他在政治文化領域中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失誤，是他的矛盾鬥爭性理論邏輯推演的必然結果。這些思路顯然在基本的致思傾向上就存在問題。馬文在一開篇就把探討的精力聚焦於這一“常常困惑著人們”的問題，為自己提出回答“毛澤東晚年犯‘左’傾錯誤的原因是什麼？為何這種錯誤會發展得越來越嚴重？”等問題的重要任務，筆者十分佩服作者的理論勇氣和觀察問題的敏銳，但作者隨之而來的判斷卻令人遺憾。馬文明確指出：“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深層原因應從其思想理論本身中去找，也就是說，正是毛澤東晚年哲學上社會主義觀上的兩種思路——正確思路和錯誤思路的交織共存是導致毛澤東晚年實踐中的失誤或正確的最深層原因。”在文章的最後又進一步得出結論說：“如果說，毛澤東三次探索中提出的正確理論觀點和方針政策，其深層原因在於他的正確的哲學觀點和社會主義觀點，那麼，他在晚年的錯誤理論和實踐的思想根子也深藏於他的錯誤的哲學思路和社會主義思路之中。”上引兩段話已經充分說明，馬文研究這一問題的基本態度和方法是值得思考的。隻要我們稍稍留意唯物史觀關於研究曆史人物的基本觀點，就絕不會得出這種毫無根據的片麵性結論。
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恩格斯明確表達了唯物史觀在這個問題上的鮮明態度：“一切重要曆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以及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在《路德維希·費爾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中，恩格斯既批判了舊唯物主義“認為在曆史領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動力是最終原因，而不去研究隱藏在這些動力後麵的是什麼，這些動力的動力是什麼”的不徹底的唯物主義態度，又批判了黑格爾的曆史哲學“不在曆史本身中尋找這種動力，反而從外麵，從哲學的意識形態把這種動力輸入曆史”的唯心主義做法，但又充分肯定了黑格爾所代表的曆史哲學“認為曆史人物的表麵動機和真實動機都決不是曆史事變的最終原因，認為這些動機後麵還有應當加以探究的別的動力”的曆史辯證法觀點，並賦予其唯物主義的堅實基礎，從而得出曆史人物的動機背後並構成曆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是社會的物質生活的科學結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上述觀點清楚地表明，探討社會曆史活動中取得成功或出現失誤的終極原因，唯一正確的方法是深入分析和研究曆史人物賴以生存和活動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切不可僅僅停留於曆史人物動機的圈子裏打轉轉。對於毛澤東晚年失誤的深層原因的研究也應如此。因而我們認為，毛澤東晚年失誤的深層原因隻能到中國現當代曆史中去尋找，而不能像馬文所言，到毛澤東晚年的理論本身中轉圈圈，否則，就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
馬文主張的“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深層原因應從其思想理論本身中去找”的觀點，在總體思路上明顯地違背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在具體研究中則表現為兩種缺陷：一是自覺和不自覺地否認了毛澤東晚年理論形成的根源及其變化發展的動態過程；二是割裂了毛澤東晚年理論的形成和變化發展與整個社會心理以及其他有關重要曆史人物的關係。這兩個方麵都有礙於對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活動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更不可能找到其失誤的深層原因。由於馬文采取了這種做法，不僅沒有實現自己提出的任務，而且在事實上也很難作出較嚴密的邏輯論證。因此，馬文隻得采取舉例論證的歸納方法。一是通過對1958年毛澤東與李達關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爭論這一事例的分析來證明毛澤東晚年存在著錯誤的哲學思路；二是通過對1962年8月毛澤東授意陶鑄、王任重代中央起草關於包產到戶的決定，而在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卻將包產到戶斥為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一事例的分析來證明毛澤東晚年在社會主義觀上也存在錯誤的思路。這裏且不說通過兩個例子是否就能像作者所說的那樣“生動地說明”和歸納出誠如作者所主張的觀點，隻要稍加分析就會看出，僅僅就兩個例子本身來說也難以自圓其說。就第一個例子來說，毛澤東認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是“講人有主觀能動性，人要發揮主觀能動性”，並主張人的主觀能動性“在一定條件下無限大”，這是有深刻的曆史背景的。這絕不是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而作出的一個邏輯嚴密的哲學判斷，而是在“大躍進”那種特殊的社會曆史條件下，出於最大限度地激發和保護人民群眾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這樣一個動機和需要而采取的工作思路。毛澤東曆來反對給群眾潑冷水，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之所以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在於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而社會主義建設要想取得勝利也必須充分發揮這個能動性，毛澤東這裏所說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在一定條件下無限大”就是這個意思。從當時的曆史背景看，毛澤東絕沒有從哲學的高度上肯定“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即便是在某種程度上認可了這個口號對當時經濟建設的作用，也決不能由此就說毛澤東在哲學上已經形成了一係列錯誤的思路，更不能得出這條錯誤的思路是毛澤東失誤的深層原因的結論。而事實恰恰相反，正是由於當時的社會曆史背景，才使毛澤東在某種程度上讚揚這個口號，況且毛澤東提出這一觀點，隻是在與李達的談話中，既沒有就此發表哲學文章，也沒有做詳細的哲學論證，在隨後的實踐中也很快就廢除了這一口號，代之以對“實事求是”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強調，怎麼能由此而推出毛澤東形成了一條錯誤的哲學思路呢？再者，除了這個似是而非的例證外，恐怕作者再也難以找出第二例證來。就第二例子來說，毛澤東始則主張搞包產到戶，繼而又反對搞包產到戶，這確實表現了在社會主義觀上的動搖，但這個事例也不足以證明毛澤東晚年失誤的深層原因在於其社會主義觀上的錯誤思路，反而恰好說明毛澤東在社會主義觀上的動搖正在於當時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的影響，正是由於這種影響，才使毛澤東在對階級鬥爭問題的認識上出現了偏差，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遭到了曲折。
上述說明，毛澤東晚年失誤的深層原因，存在於社會物質生活的深處，決不能像馬文所說的那樣，應從其思想理論本身之中去尋找，至於應如何全麵地分析這個問題，筆者在拙著《晚年毛澤東的艱苦探索》一書的“下篇”中有所論及，在此不再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