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毛澤東鄧小平社會發展理論的哲學前提(1 / 3)

從不同的角度或層麵對發展問題的理論思考,形成了發展理論的各種形態,促成了各種發展理論的興起和發展。然而,任何一門學科的體係建構,都必將具備其賴以展開的邏輯基礎,即理論自身獲得邏輯自足和有效性的哲學前提,否則就難以形成邏輯嚴密的科學體係。各種發展理論的形成和建構自然也不會例外。而且正是由於哲學前提的不同,規定了發展理論基本性質的殊異和發展觀的根本分野。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澤東鄧小平的發展理論,也必須從考究其發展理論的哲學前提開始。

一、背景分析:哲學視野中兩種不同的社會發展觀

同任何一種理論學說一樣,毛澤東鄧小平社會發展觀的形成和發展,不僅是對當下的整個世界和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基本趨勢的理論把握,同時也必然以前人或他人既成的社會發展觀為理論來源或自身理論建構的背景參照,或者吸收有益的成分補充、完善自己,或者以其經驗教訓乃至失誤作為鑒戒,使自己的理論在與其他有關學說的相互參照、相互補充、相互碰撞乃至相互鬥爭中得以合理性建構。因此,弄清毛澤東鄧小平社會發展理論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作為背景存在的各種社會發展理論的來龍去脈和精神實質,就成為深入研究和真正把握當代中國這一科學的社會發展理論的曆史前提和邏輯起點。

從總體上看,無論是從曆時性的理論流變的角度還是從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共時性存在的角度來考察,世界範圍內的各種發展理論,可謂紛繁複雜,形態各異,觀點紛呈,難成共識。然而,從哲學的層麵上分析,這些觀點和形態殊異的社會發展理論,就其理論實質而言,最終可以遞歸為兩種相互對立和相互依存的社會發展觀: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和非理性主義發展觀。

理性和非理性同是人的精神屬性,同是人所具有的思維方式和認識形式。由於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人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的結果,所以,作為人的精神屬性以及思維形式和認識形式的理性和非理性,必然會對社會發展產生某種影響和作用。在哲學的視野中,人們把片麵誇大理性在社會發展中地位和作用的理論學說稱為理性主義發展觀,把片麵誇大非理性在社會發展中地位和作用的理論學說稱為非理性主義發展觀。

在人類思想史上,雖自古希臘起先哲們即對理性問題多有涉及並形成了崇尚理性的理性主義傳統。但是,真正地頌揚理性、崇拜理性,並把理性作為裁決一切的唯一權威,則從啟蒙運動始。明確地提出探索人類社會變遷的獨特規律,真正觸及社會發展問題,並用理性裁判社會發展,成為近代理性主義哲學在社會曆史觀領域的突出表現。這種以啟蒙運動和近代自然科學的大發展為背景的近代理性主義的發展,實質上標示著理性的功能由關注人類自我的精神生活,轉向關注人類對外部世界的把握和控製,成為世俗化了的工具理性。這種工具化了的理性又反過來推動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並以效率為原則,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越來越多地被人們用來作為控製自然和社會發展的方法和手段。從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理性主義命題,經霍布斯、洛克、笛卡兒、斯賓諾莎、萊布尼茨等人從不同角度以各具特色的理論對理性的高揚,到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和黑格爾,理性主義被推向極端,形成了龐大的理性主義大廈。在他們那裏,理性具有絕對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人的本質就是理性,解決一切問題,隻有依靠理性與科學。理性是決定人類優越於自然的淩駕於人類之上的先天永恒原則,隻要人類自覺地倡揚理性的力量,就能推動社會的不斷發展。這種理性主義發展觀在當代社會還以各種形式得以表現。無論是孔德和斯賓塞的實證主義社會學,還是迪爾凱姆對社會結構的研究,無論韋伯對社會權威的探討,還是列維·斯特勞斯對社會結構的分析,還有帕森斯和默頓的社會結構和功能分析以及路曼對社會進化機製的分析,乃至20世紀50年代馬斯·懷特的社會學研究,都是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的現代翻版。

對傳統理性主義的挑戰自人類思想史的幼年即已開始,懷疑論與相對主義的思想遞嬗即是明證。然而,對傳統理性主義權威的全麵反叛卻出現於現代,其標誌是現代人本主義的勃起。現代人本主義一反近代理性主義的傳統,極力宣揚非理性主義,形成了非理性主義發展觀。非理性主義發展觀的產生是曆史的必然。一方麵,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暴露了人類的以強淩弱的弱點,從而使人們對用理性和科學建立起來的現代社會文明產生了懷疑,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海森堡的量子力學無情地衝擊著牛頓的傳統時空觀和因果觀,科學和理性本身發生了危機,使人們對科學和理性的信仰發生了動搖。伴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出現的人性異化、人格裂變、人情淡化的文明病,也使人們對理性和科學的權威產生了疑問。另一方麵,由於社會生產和科技的迅速發展以及現代社會生活的多元化,極大地凸顯了主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引發了人的主體意識的增強,人們覺得已無必要再從某種外在的普遍理性中尋找自身活動以及所引起的自然和社會變化的終極根據,從而將尋求社會發展變化的終極根據的眼光瞄準了人類自身,這樣,就使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在社會發展的現實麵前出現了解釋無力的局麵,從而顯示了傳統理性主義的根本性危機。非理性主義發展觀的形成最早要追溯到叔本華對黑格爾絕對理性主義的挑戰,他認為人的本質乃至社會的本質不是理性而是意誌。尼采的權力意誌論、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存在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誇大曲解馬克思論著中某些非理性因素的論述,為現代宗教信仰辯護的新黑格爾主義和新托馬斯主義等等。這些理論學說的共同之點就是:誇大某些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對科學和理性予以否定,對抽象思辨和邏輯予以排拒。對社會發展問題的理論回答,呈現為非理性主義發展觀。

從哲學的角度看,關於社會發展問題,理性主義發展觀和非理性主義發展觀至少在以下七個方麵呈現出對立的態勢。

(一)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本質上具有非主體性或反主體性傾向,現代非理性主義發展觀具有強烈的主體性傾向

當我們認定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具有非主體性傾向時,並不是說它在有關曆史發展的每一問題特別是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否定主體的地位和作用,而是指從總體上看來,在理解人及其與自然和社會的關係時,不是從主體本身出發去尋找社會曆史活動的合理性及可靠性,而是從外在於主體的某種客觀普遍存在的東西中去尋求主體活動的價值本體或源泉。這種客觀普遍存在的東西,在老子那裏是“道”,在朱熹那裏是“理”,在黑格爾那裏是“絕對精神”,在基督教那裏是“上帝”,在某些唯物主義者那裏是“規律”。由此可見,傳統理性主義的社會發展觀,實質上是將某種絕對的普遍理性置於人的社會活動之前,作為人的活動必須遵從的先定界限和法則,似乎社會曆史發展規律對人的活動的決定在人的活動之前就已經確定或者就已經存在著。這樣,人所從事的社會活動的根據就隻能從某種絕對的普遍理性中得到解釋,而不可能有超越這種絕對普遍性的多樣化和創造性的活動。這種先定的絕對普遍理性也就從根本上排斥了作為社會發展主體的人的內在價值,從而使社會發展主體失去了應有的主體性特征。現代非理性主義發展觀與理性主義發展觀的最根本的區別,就在於把理論的焦點從對外在於主體的絕對理性的關注轉向了對主體自身的刻意尋求,試圖在主體自身中探求社會發展的終極根據。現代非理性主義者把“意誌”、“生命”、“無意識”、“存在”等非理性因素當作人和世界的本質,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這些非理性因素決定和派生的,從而把對人的問題的探討提高到了哲學的核心地位,使人的問題在社會發展觀的研究中成為最主要的問題,從一個側麵把曆史發展中的主體性傾向推向了極端。

(二)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把社會的發展歸結為理性的進步,現代非理性主義發展觀把社會的發展歸結為非理性因素的弘揚

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把外在於主體的絕對普遍理性看作社會發展的終極根據,也就意味著把理性的發展、知識的進化等同社會的發展,把社會的發展歸結為理性的進步。正因為這樣,培根把“知識就是力量”的命題提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黑格爾則提出了“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這一恢弘的曆史哲學原理。實證主義哲學在“拒斥形而上學”之後,仍然用理性的眼光審視社會的發展,堅信人們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可以像發現自然規律那樣發現社會規律。孔德明確指出:“實證哲學的基本性質,就是把一切現象看成服從一些不變的自然規律;精確地發現這些規律,並把它們的數目壓縮到最低限度,乃是我們一切努力的目標。”孔德依據理性的原則,認為一定社會居於主導地位的認識水平或類型決定了社會發展的類型,社會形態的發展取決於知識類型的變化。在他看來,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人們的道德和理性,人類的道德和理性的發展推動生產發展,推動社會前進。在人類理性的推動下,社會發展經曆了三個階段: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科學階段,隻有到了科學階段人類社會才趨向成熟。現代非理性主義發展觀以人自身的非理性因素作為社會發展的終極根據,也就意味著把非理性因素的發展等同於社會的發展,把社會的發展歸結為非理性因素的發展。正因為這樣,非理性主義者把人的非理性因素當作他們哲學的出發點和歸宿,認為“意誌”、“情感”、“生命”、“存在”等非理性因素不僅是人的本質,而且是世界的本質,同時也必然是社會發展的本質,人類社會曆史正是由這些非理性因素來推動而不斷發展的。

(三)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實質上主張社會發展的單線演進論,現代非理性主義發展觀實質上主張社會發展的無規律的多線演進論

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從絕對普遍理性原則出發,認為社會發展的過程是由外在於主體的先天規則所決定了的,對於社會曆史主體來說具有無可選擇性,人類社會的發展在先定的絕對普遍理性的支配下,沿著單一的線索,由原始社會開始經過若幹個必須經過的階段達到或趨近於歐洲的工業文明。現代非理性主義發展觀否定絕對普遍理性的存在,主張“意誌”、“情感”、“生命”、“欲望”、“存在”等非理性因素就是社會發展的本質,而這些因素不僅因人而異,而且它們時刻都處在生生息息的變化之中,由此決定的社會發展進程自然也就消解了理性主義發展觀所認定的支配曆史發展的先定的法則或規律。

(四)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在對未來社會的認定上表現出極其樂觀的態度,現代非理性主義發展觀在對未來社會的認定上表現出極其悲觀的態度

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從理性的原則出發,認為隨著理性的不斷進步和知識的不斷更新和躍遷,人類社會也必然向越來越合理的方向趨近,從而實現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向高級、由野蠻到文明的持續變遷,最終達到至善至美的理想王國。正如孔德所說:就其實質而言,發展這一術語對於直接確定人類究竟在什麼地方實現真正的至善,有著難以估計的好處。現代非理性主義發展觀,從人類自身的存在狀況出發,通過分析、探討由於理性和科學的發展而形成的人與生存環境的矛盾,通過觸及現代西方社會的種種矛盾和危機,對未來社會的發展持消極和悲觀的態度。叔本華以“世界是我的表象”為邏輯基礎,以分析欲望和痛苦的循環運動為契機,得出了人生就是一場漫長的相伴著痛苦的噩夢的結論。克爾凱郭爾從“孤獨的個體”出發,認為個人隻有最直接地、最生動地體驗到痛苦、恐懼、厭煩、憂鬱,乃至絕望和死亡等精神狀態時,才能真正意識到自我並體驗到自我的存在。薩特則基於“存在先於本質”的著名命題,認定人隻有選擇和體驗到畏懼、焦慮,甚至死亡的時候,才是真正的人的存在和自由。

(五)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注重以外在尺度衡量社會的發展,現代非理性主義發展觀注重以內在尺度衡量社會的發展

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既然把社會的發展歸結為外在主體的絕對普遍理性的不斷伸張和擴張,那麼,在衡量社會發展的程度時,就自然以外在於主體的“外在尺度”、“物的尺度”、“自然尺度”或“客體尺度”為標準。由於傳統理性主義所褒揚的理性在本質上是工具化了的理性,其功能即是對自然和社會的控製和改造,這樣,作為對象的自然界的變化、物的變化、客體的變化都是理性力量的顯現,都是理性發展的確證,因此,“外在尺度”、“物的尺度”、“自然尺度”、“客體尺度”歸根結底體現了理性尺度。現代非理性主義發展觀既然把社會的發展歸結為人的非理性因素的發展,那麼,在衡量社會發展的程度時,就自然會以內在於主體的“內在尺度”、“人的尺度”、“價值尺度”、“主體尺度”為標準。

(六)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致力於從某種普遍價值中確定個人的價值,現代非理性主義發展觀致力於擺脫普遍價值約束的價值的個體定位

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認為,人之存在的根據不在於人自身,而在於某種普遍性的原因,人的價值也不在於人自身而在於以某種普遍理性為基礎或根據的普遍價值。因此,人們對自身價值的認定就不能從自身入手,而應在某種普遍價值中尋求自身價值的定位,應當從某種先天的普遍的價值中導出個人的價值。現代非理性主義發展觀拋開了外在於主體的普遍性預設,從個人非理性的主觀存在出發,從人的存在本身尋找價值的源泉和根據,以價值的個體定位來說明人生的意義。

(七)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主張科學技術萬能論,現代非理性主義發展觀主張科學技術悲觀論

傳統理性主義發展觀認為,對於知識的依賴是任何社會都不可缺少的,但是在未來社會中,知識將越來越處於重要的地位,它將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主動輪。至於科學技術帶來的諸如環境汙染、生態危機等問題,也隻能依賴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逐步加以解決。有的人甚至認為,科學是萬能的、是至上的,科學能解決一切問題。現代非理性主義發展觀認為,科學並不是萬能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在造福於人類的同時,也使人類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條件麵臨嚴重危機,這種危機的實質是科學技術本身的危機。正如美國著名生物科學家戴維·埃倫費爾德所斷言:人道主義相信人是至高無上的、無所不能的,人不僅能控製自己的身心,而且也能控製大自然的周圍環境。今天人類要想使自然環境得到保護,使在地球上的人類能過著一種健全的和諧生活,就必須結束人道主義的統治。這裏所說的人道主義就是相信科學技術能解決一切問題的科學主義。

二、超越與選擇:毛澤東社會發展理論的哲學定位

當毛澤東胸懷大誌衝破父親的阻力,毅然走出韶山,涉足學海,以尋求人生之真諦的時候,他所經受的是展現在他麵前的日益開闊的外麵世界不斷送予他的新型文化的衝擊和洗禮。當他把對人生之路的尋求融於對中國社會發展出路的探索之中的時候,這種新型文化對他的衝擊和洗禮也就邏輯地轉換為這種新型文化中所內在包容的上述兩種社會發展觀對他的理論塑造。雖然這種理論塑造在他的身上最終也沒有達到像某些西方學者所表現出的係統的、完整的、自覺的理論形態,但無論是理性主義發展觀還是非理性主義發展觀對青年毛澤東的衝擊和影響還是顯而易見的。隻不過這兩種發展觀在青年毛澤東的心路曆程中沒有出現由理性主義而非理性主義的曆時性展開過程,卻是在共時性的邏輯存在中展開了二者的共存和矛盾。哲學視野中青年毛澤東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發展觀的二元共存,有著深刻的曆史背景並蘊含著邏輯的必然。

在世界思想史上,從近代理性主義發展觀的興起,到現代非理性主義發展觀對理性主義發展觀的反叛,再到理性主義發展觀以變換了的形式與非理性主義發展觀的矛盾和鬥爭的展開,從實質上說,反映了近代以來西方社會的曆史發展。這是因為,這種理論的發展曆程,必然以抽象的形式包含著曆史發展的真實內容,內含著曆史的合理性和不同時代的時代精神的精髓。近代中國的曆史發展,雖然僅有幾十年的演進曆程並與典型社會形態的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差別,但是,由於殖民者的入侵使封閉幾千年的門戶洞開,這短短幾十年的曆程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地盤上,其實以濃縮的形式再現了幾百年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史。這時,西方文化包括關於社會發展的理論,由於經過曆時性展開而形成的理論學說已經獲得了共時性存在,西方的理論學說對中國的傳播也就不可能按原來曆時性形成的順序依次展開,並按原來的順序依次為中國人所接受。這種共時性存在的理論學說對中國傳播的共時性推進,使近代中國人有可能在中國社會現實中,發現某種理論觀點的現實根據,從而認定某種理論觀點的正確性以及某種理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適用性,而忽視了它們的局限性及非適用性的方麵,使被接受的理論觀點的地位和作用片麵誇大,甚至被推向極端。正因為這樣,在近代中國的同時期裏,有的人持理性主義發展觀,有的人則持非理性主義發展觀,還有好多人則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發展觀二者並持。毛澤東青年時期的心路曆程,可謂用10年左右的時間又再現了近代中國80年時間的思想發展史,他幾乎同時接觸到了近代西方幾百年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重要思想家的不同思想觀點,在他當時的思想中形成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發展觀的二元並存局麵確實毫不足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