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辛：從未離開的夢魘
今日世界
作者：蘇珊娜·拜爾、馬爾汀·多瑞等 夏緒誌 南之瑉
80歲的弗麗達·特恩鮑姆屬於奧斯維辛集中營幸存者中最年輕的一批，當時她才10歲。她說自己能活下來很幸運，因為孩子一般很快就會被毒死。但是當年的噩夢一直在這位考古學博士心頭縈繞不去，使得她中年患上抑鬱症，不久婚姻破裂，後來她接受培訓成為了一名創傷治療師。今年1月巴黎《查理周刊》襲擊案過後，她又擔憂反猶運動會再次爆發。
如今，像特恩鮑姆這樣還能述說當年故事的大部分集中營見證者都已90歲左右。他們是這一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謀殺機器的最後證人。作為這場大屠殺的中心“秀場”，奧斯維辛就是希特勒政權罪行的代名詞。約5萬蘇聯戰俘中的大部分在運往奧斯維辛的路上就餓死了，抵達這裏的是來自全歐洲的猶太人、羅姆人、同性戀和政治犯。年輕人最初免過一死，被派往納粹新工廠的建築工地上幹活，帶著小孩子的母親、孕婦、病人和老人則很快就被送往毒氣室殺害。
囚犯的隨身財物全部被搶劫一空。1945年1月27日，解放奧斯維辛的蘇聯紅軍在保存完好的儲藏室裏發現了幾千雙鞋，堆成山的眼鏡、修麵刷和假牙，348820件男式西裝，836255件裙子和女式大衣。另外，他們還發現了7噸頭發，據估計來自14萬女人。被焚屍體的灰燼被用在道路建設中。
當時，很多人都是自願脫下衣服，交出財物，毫不猶豫地走進毒氣室的。毒氣室被偽裝成澡堂的樣子，火葬場周圍種滿了樹，立起錯誤的指示牌。黨衛軍首領發表講話，讓那些瀕死的人安心。而在奧斯維辛生活了很久之後才被送進死亡之室的囚徒們當然清楚地知道，等待著他們的是什麼。但那時他們大部分都太過虛弱，根本無力反抗。偶爾有人在進入毒氣室前襲擊黨衛軍成員，但總是被鎮壓下來。
隻有一次大規模起義被人們口口相傳。那是1944年10月，一些特遣隊成員（主要是在火葬場工作的囚徒）襲擊了他們的監工，導致一個火葬場失火，3個黨衛軍軍官喪命，至少12人受傷，但是沒有人可以逃走，幾乎所有起義者都被殺害。
對於謀殺者的心理狀態，存在很多謎團。那些父親是怎樣做到白天成為染滿鮮血的凶手，晚上又和家人度過正常家庭生活時間的？黨衛軍首領海因裏希·希姆萊宣稱，黨衛軍在種族屠殺上始終“道德正派”。這到底意味著什麼？曆史學家敘比爾·施坦因巴赫試圖給出答案：在他們心中，對所謂的“低劣種族”的謀殺在意識形態上是正確的。“對黨衛軍來說，家庭的幸福和殺戮的職場日常並不相矛盾，他們甚至還通過在集中營謀殺來獲得必要的安心感。”
曆史學家、記者和法官都需要盡可能多的目擊者來澄清事實，奧斯維辛受害者的每段新陳述都能使整張曆史畫卷更加完整，慢慢就能越來越清楚，誰該對此負主要責任。《明鏡周刊》采訪的很多時代證人都說到了當時的黨衛軍集中營醫生約瑟夫·門格勒，他在他們身上做殘忍的實驗，將他們的親人送進墓穴。有些幸存者已經幾十年沒有聽眾了，有些人至今仍然無法說起當年所受的恥辱，還有些受害者則自願講述當時的經曆，甚至在學校發表演講。他們想讓年輕人知道：當時發生的，以後應該永不發生。
但是如果有一天，這些幸存者中已經不再有人能夠開口，會發生什麼？幾年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斯維辛幸存者埃利·威塞爾對這個問題給出了這樣的答案：“每個聽到這些見證者述說的故事的人，本身就成為了新的證人。”關於奧斯維辛曆史的認知應該一代代傳遞下去。
“我不想讓母親獨自麵對死亡。”
德國下薩克森州埃姆斯蘭縣，愛爾納·德·弗裏斯，91歲，生活在一棟明亮的磚砌建築中。一個櫃子上擺放著全家福，她一共有3個孩子、6個孫子。1943年，時年19歲的愛爾納·克爾恩說服蓋世太保，將她送入了奧斯維辛集中營。
為何您想進入納粹集中營呢？
原因隻有一個，我不想讓我的母親獨自麵對死亡。我的父親死於1930年，而我是他們唯一的孩子。我的母親認為，父親的身份也許能夠給予我們一定的保護，因為他不是猶太人。為了能離她更近一些，我中斷了在科隆的大學學業，回到家鄉凱撒斯勞滕。
一天，一位鄰居來到我工作的鑄造車間告訴我，我們家來了穿製服的人。我回到家時，聽到隔壁屋中有人宣布驅逐猶太人的規定。我把箱子拿出來，軍官說：“不，您不需要，隻有您的母親！”但是我想和母親在一起，這樣也可以互相有個照應。
我想：兩三個月後我也會被送進集中營，甚至可能更早。所以我說：“您讓我和我的母親一起走吧！”他說：“不，不，不，這不行！”最後一刻他才說：“上來吧，但是隻能到薩爾布呂肯！”
在前往薩爾布呂肯的途中我一直試圖改變他的主意，坐在我旁邊的母親淚流滿麵地說：“停下來！別說了！你知道，在家裏待著的每個月都可能救你的命！”在薩爾布呂肯，那位軍官對集中營入口處的看守說：“這是這位母親的入獄證明，她女兒的我明天帶過來。”我可以和母親待在一起了，可她無比絕望。
第二天，我被叫到一個名叫左勒的蓋世太保那裏。他問：“您想和您的母親在一起？”我說：“是的。”他說：“您的母親會進奧斯維辛。”我非常難過，因為我清楚地知道，奧斯維辛意味著什麼。那之前我悄悄收聽BBC廣播，知道原本用來運送牲畜現在卻裝滿猶太人的火車。他再次問我：“所以說，您想和您的母親在一起？”我說：“我的母親去哪裏，我就去哪裏。”他說：“如果不這樣，您可不是個好孩子。”這是多麼充滿挖苦意味的話語！他明明知道，這可能意味著我們都會失去生命！
在奧斯維辛紋身時，我們還被罵了。我本來應該在母親前麵紋，也許是因為名字的字母順序，我的母親珍妮特首字母是J，而我是E。這樣我得到了原本屬於我母親的號碼50462，而她得到了我的。今天我已經無法直視這些數字了，它們就像一個巨大的傷疤。有些人會讓人去掉這些傷疤，對此我無法理解。這不是我的恥辱，而是給我紋身的人的恥辱。
一天，一名醫生進來挑選哪些人能幹活，哪些人不能。我的雙腿都化膿了。我們可以穿著套頭衫，其他衣服都必須脫下舉到頭頂，從醫生麵前走過。我的母親在我前麵10到15米，沒有注意到我被挑了出來，她必須繼續往前走。在她轉身之時，我已經被帶到第25區——死亡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