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圖為在劉公島向侵華日軍投降的清北洋水師官兵
@@1.一幅照片
我家的牆上掛著一張照片，攝於1895年。照片所表現的是中國清政府北洋水師對日作戰失敗後的某一瞬間：劉公島上，日軍押送俘虜的北洋水師官兵正蜿蜒行進，長長的隊伍，頗為壯觀。日本軍人在旁一副勝者的模樣。
照片是侵華日軍老兵送我的，他的爺爺剛好是當年的日本海軍。
記錄北洋水師大敗的曆史文獻多得不勝枚舉，我不想在此贅述。隻是深深記得曾在一篇報道中讀到，多為江浙籍貫的北洋水師官兵，1960年竟有不少人還活著。計算一下，假設1895年最年輕的水手20歲，那麼1960年他們應該是85歲。如果北洋水師共計3000人，按85歲的人生存幾率占總人數1%計算的話，1960年還應該有30人在世。隻可惜，中國竟然沒有一位記者、作家采訪過北洋水師的幸存者！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在我心目中，敗軍之軍士也是英雄。因為，甲午海戰中的北洋水師官兵畢竟經曆了血和火的戰鬥。1960年的他們，對已經久遠的甲午海戰是什麼印象？他們在1960年的生存狀態怎樣？他們在1960年怎麼看中日關係？他們是否又參加了1931年至1945年間長達15年的中日戰爭？他們的兒子、孫子在幹什麼？向不向周圍的人們講述他們所目睹的橫跨兩個世紀的日本對於中國的兩次侵略戰爭？怕不怕生性好鬥的日本人？
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舒乙先生記錄過著名作家冰心講她父親的故事。大意是：謝葆璋是冰心的父親，他參加了甲午海戰，當時，是在來遠艦上當水手。在劉公島周邊的海戰打響之後，冰心的媽媽就把大煙掛在門框上，搬椅子端坐門前，不吃不喝等丈夫回來，家人怎麼勸都不行。冰心的母親說，隻要丈夫不回來，她就服大煙自盡。中國軍艦和日本軍艦的戰鬥在劉公島附近海麵打了幾天，中國北洋水師大敗，來遠艦被日本軍艦擊沉。可是，冰心的父親、來遠艦水手謝葆璋，生生從海麵遊回岸邊，這才有後來的作家冰心。據說，冰心一說起此段曆史就放聲大哭。
謝葆璋、謝冰心對於我們，這一段故事很容易讓人接受：“炮火紛飛，震耳欲聾、彈片飛濺、濃煙嗆人，艦船左翼中彈，整個軍艦都在搖晃。有個彈藥手的腸子被炸出來了，他拖著炮彈送至大炮前，直至犧牲……”可是，我想知道的是，看完這張照片的人會說些什麼？
這張1895年甲午海戰的照片和我又有何關係？
實際上，這張照片是我的動力，是對我的鞭策，是對我的指令。
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了，經曆過1931年至1945年抗日的中國老兵、戰爭受害者、戰爭目擊者已經少之又少了。現在，他們的人數占曾經的抗戰地區人口的萬分之一。由於中國的具體國情，太多投身戰鬥的戰爭親曆者雖然沒有得到任何特別的關照，但從來無怨無悔。有的抗戰老兵一生沒見到任何作家、記者的來訪，有的“慰安婦”一生一世就把屈辱埋藏在心間，有的細菌彈受害者至今還在傷痛之中，有的無差別轟炸的受害者至今還以殘疾之體度日，而沒得到過來自於日本方麵任何歉意的問候……他們怎麼看中日關係？他們怎麼看這段慘絕人寰的磨難？
——我應該去記錄他們。不是為了看他們受寵若驚、感激涕零的樣子，不是為了去扮演一個給予風燭殘年的人臨終慰藉的角色。
因為1895年的這張照片總在催促自己：快采訪他們，快記錄他們。
我常常這樣想：今後，我們的祖國還會遇到來自外國的侵略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是中國文化所固有的思想。可是，“苟且偷生”又是哪個民族的傳統習慣？抗戰的時候，我們的軍隊有像潮水一樣退卻的時候，幾個鬼子，幾條槍，居然趕著一個縣的鄉親倉皇奔逃！為什麼？盧溝橋事變之後不到一年，侵華日軍就占領了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為什麼？是不是戰爭的勝敗與老百姓的渙散無關呢？
有的老戰士告訴我：“整個師，整個團，整個營，整個連的官兵都打沒了，但是，打到最後一個人我們也堅決不投降！寧當戰死鬼，不當亡國奴！”
——有跑的，更有打的。曆史的記錄不能回避英雄與屈辱之間的關係。
“前方緊打，後方緊吃”是抗戰的記錄。
貪官汙吏的橫行和抗戰前期的慘敗難道就是當然的曆史進程？
日本就不腐敗啦？日本兵為什麼能打仗？
腐敗現象會不會預示著我們將來又一次失敗？
有很多人記錄過“昨天的腐敗”和“抓壯丁逃跑”的故事。
我作為一個作家，如果不記錄他們，不思考落後和腐敗就深感慚愧。
我作為一個八路軍的兒子，總是被各種各樣的感情糾纏——激動、驕傲、悲痛、矛盾、無奈和責任。
@@2.另一幅照片和漫畫
我是1991年開始在日本的漂泊生涯中去訪問侵華日軍老兵的。為什麼使用“漂泊”這個詞彙呢，我感覺我在日本國留學的生活有一點像歐洲吉卜賽人一樣的“漂泊流浪”，日本語叫“放浪”。後來聽說日本赫赫有名的音樂指揮家小澤征爾在歐洲“放浪”過，日本首相小泉在英國也“放浪”過。那麼，我也就不以為然了，我也可以使用這個詞彙來形容我自己了。
我為什麼要“漂泊”，或者是“放浪”呢？
因為，我喜歡采訪和寫作；因為，我的兩個叔叔在日本對中國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中被日軍殺害了，所以，我對去過中國作戰的原侵華日軍老兵有極大的采訪興趣。我深深地相信，殺害我叔叔的，殺害我們家鄉村民的，殺害無數中國人的，就是眼前那些接受采訪的侵華日軍老兵們。隻不過時過境遷，他們變成了善良的老人，時代的舞台讓他們扮演過“惡魔”，又成了麵前這些“和藹的人”。
那時我是留學生，同時在飯館裏送外賣打工，所以，我有機會接觸到許多日本人。在日本國學習期間，侵華日軍老兵的平均年齡是70-80歲。我回國以後，又有幾次機會去日本國訪舊。有6名侵華日軍老兵和我有長期的直接接觸和信箋來往。
1991年在靜岡縣，我認識一位姓小林的侵華日軍老兵，我常住在他的家中，他給我看了幾張當年在中國拍攝的照片。照片中，有他和中國小孩一起照的，可以看得出來，孩子們都很緊張；一張是他們行軍在一片桃樹下吃飯的情景，小林說，看見桃花盛開的景象，就想起日本的櫻花。可我並不關心日本兵看花的思鄉心情，我隻是驚訝地發現，日本軍長官和士兵吃的不一樣，坐的位置也不同。我是中國的退役軍人，起碼，我們的連長吃飯時和我們完全一樣。—還有一張照片是兩個拿大槍的日本兵，中間站著一位無助而羞澀、恐懼而驚慌的中國婦女，女人一絲不掛。她體態豐盈、麵目端莊，日本兵在兩邊嬉笑著。我當時帶了一架。M2的Nikon相機，還有變焦頭，翻拍完全可以。小林絕對不會說“不行”。可是，我當時竟然鬼使神差地把這些照片都還給小林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