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也病得不成了，就讓我又一次認了幹爹。他是天津人，叫張振光。
最後的歲月，父親餓得全身浮腫，肚子大得像個鼓。是我每天到山坡上去抓蟲子、拾日本人扔的垃圾給父親充饑。父親病得不成了。那天晚上，父親掙紮著碰了我一下就沒氣了。現在回想起來，這是父親留給我最後的愛和牽掛。我叫聲幹爹，幹爹用火柴一照，就全明白了。在那漆黑的夜晚，幹爹摸著我的頭，歎著氣，領我到他身邊挨到了天明。
第13個死去的是親爹。
前12個相繼死去的“爹”，都是親爹擔心自己死去無人把我拉扯回中國，而讓我磕頭拜認的幹爹呀。誰的一生中能有這麼多的爹呢，我的人生中就遇見了，在那個悲慘的日子裏。
天剛剛亮，我就四處磕頭，幹爹和各位大叔們盡力給我父親做了個簡單的棺材，就在山坡上草草下葬了。
1943年，我們400多名中國勞工餓死、病死、被日本工頭毆打致死200多人。日本人看我們都骨瘦如柴、無油可榨，就讓我們回國。回國的當天，在碼頭上日本兵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其實，我們這些牛馬不如的亡國奴又有誰能在行動上表現出無比的憤慨呢？我們隻能把仇恨埋藏在心底裏。
經過幾天的航行，在海天一線裏看見陰鬱蒼茫的祖國大地時，中國勞工都擁到甲板上，要麼跪著，要麼站著，大家都失聲痛哭。大家互相攙扶著說：“可回來了，沒餓死在外麵。這是咱中國的土地呀。”
船到天津塘沽港，幹爹張振光說：“兒呀，我到家了，你怎麼辦呢？”
我給幹爹磕了個頭說：“北京大興南各莊在什麼地方，您給我指指，我要走回去。”
幹爹摸了摸我的頭，說：“好孩子，你都9歲了，是大人了。你就沿著這條鐵道一直走吧，你一定能找到你的媽媽。”
我都走出好遠了，回頭看，幹爹還向我招手呢，我就大聲嚷：“爹——你回吧——”
我沿著鐵道，光著腳，一路要飯一路問，終於找到了我的母親。
正在給別人看孩子的母親看見我後，一下抱住了我，問：“兒呀，你爹怎麼沒回來？”
當她知道我們父子倆被日本兵抓去當了兩年勞工，父親慘死在日本後，她抱著我就痛哭，誰勸都勸不住。
母親辭了看孩子的工作，說咱又添口人，人家也不能白讓咱吃飯，咱還是回老家種地吧。於是，她拉著我一邊要飯一邊往家走。
窮人就怕春天，春天沒有吃的東西，我和母親就搓草子吃。萬一要到有什麼好吃的，她都舍不得吃，讓我吃。我要到一點幹糧也舍不得吃，讓給她吃。一路上，遇見一位好心的醫生，他說：“孩子，看你這麼大的肚子，我給你治治病吧。”他把薑搗爛之後讓我吃，連吃了兩個星期，這兩個星期我天天往外拉“把兒麵”一樣蠕動的蛔蟲，我的肚子慢慢小下去了。我感謝醫生的同時，知道這是在日本當勞工時，瀕臨餓死的邊緣什麼都吃的結果。
解放了，我在解放軍總後勤部的勝利醬菜廠做豆豉，支援在朝鮮前線保家衛國的誌願軍。我年年是先進工作者，多累的活，我都咬牙堅持住。咱國家強盛了，咱中國人才能挺直腰板做人，你說對不？
關德印母親的照片高掛著，充滿了慈祥，據說她活到80多歲。
“我和老伴兒都退休了，退休金每月加起來1200元。老大、大丫、二丫都下崗了。可是，我感覺生活挺好。什麼水兒和什麼麵兒唄。”他攤開大手，哈哈笑了起來。
我知道關德印老人的樂觀完全源於他的苦難。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會熱愛著我們的祖國，希望我們的國家強盛。
但是，他也有他的苦惱，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訴說：“我們六必居醬菜廠和日本人合資了，每月去廠裏領退休金時看見日方老板就不是滋味，想起中國勞工在日本的悲慘遭遇，想起中國被外國列強占領的日日夜夜，我就百感交集，渾身哆嗦。”
我對關德印老人說：“您去哪個大學給學生們講一講好不好？”
他爽快地說：“好哇！”
我說：“有好幾個侵華日軍老鬼子一再給我寫信，想來中國謝罪，其中一個叫本多立太郎的87歲的老兵給我寫了30多封信，要來謝罪，他在日本國演講680場，聽眾累計9萬人，如果他來謝罪，你們同台演講好嗎？”
關德印老人把大手伸過來，用力握住我的手說：“好哇！我等你電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