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田穎
邦顯離開我和孩子們已四個月了。作為七十年的戰友，六十七年的夫妻，這幾個月，兩個人共同戰鬥、生活的各種經曆，不時在我腦中泛起。許多回憶是甜美的，有些卻是苦澀的。最近，孩子們告訴我正在準備給邦顯寫一些回憶文章，問我和邦顯的七十年相識及共同生活的經曆中，感受最深的是什麼？我想了又想，覺得這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八個字：堅持原則，一心為公！
1936年，抗日救國的高潮把當時隻有十五歲、在西安培華女職上學的我也卷入到這一洪流之中。十二月九日，我和我們學校中的三個班同學及外校的許多熱血青年一起，在到張學良的剿共總部、邵力子的省政府、楊虎城的綏靖公署請願以後，奔上了去臨潼向當時住在臨潼華清池的蔣介石請願的遊行隊伍中。在滻河橋頭的十裏鋪，張學良追上我們，激昂地發表了講話，並向我們保證，一周之內一定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複。三天過後，張學良、楊虎城把蔣介石抓住了，並扣在西安逼蔣停止內戰，堅決抗日。這就是舉世聞名的“雙十二事變”。從那以後，我開始參加到抗日救國的洪流中，和許多愛國青年一起，四處宣傳抗日救亡，演《放下你的鞭子》等活報劇。邦顯的一個西師同學叫胡俊生，當時已是民先隊員和共產黨員，具體負責和組織我們進行抗日救亡活動，並在1938年4月介紹我加入了共產黨。那時，我還不足十七歲。入黨以後，我就成為培華女子職業中學的黨組織的負責人。當時，全校僅四名共產黨員，能夠堅持黨的救亡工作的隻有兩名。我常常感到勢單力薄，力不從心。就在這時，邦顯從西師畢業來到我們學校，從事行政工作。通過組織，我們彼此知道了黨員的身份，我的心這才踏實了。初次相識，見邦顯皮膚白皙，眼睛也大，舉止沉穩，說話不多，感覺他似乎總有主見。以後，因黨的工作，我們交往多起來，彼此也有了一定了解。這年夏、秋，日本人打到晉南，占領了中條山，直接威逼黃河和潼關。西安許多學校都考慮南遷到陝南。“培華”也準備南遷到漢中。我和邦顯商量後，不隨校南遷，直接到延安上抗日軍政大學。組織關係因當時特殊情況，最後由邦顯彙報給省委，是由省委的羅文治同誌幫助予以辦理的。初次相識、共事的幾個月就這樣匆匆結束了，我們相互之間也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
1939年底，邦顯到延安以後，先後在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我們又見麵了。我已由“抗大”集體轉入“女大”上學。因為沒有對敵鬥爭和工作的直接壓力，我們的交往顯得輕鬆，言談的內容也多了起來。邦顯還是那樣慎言，那樣莊重，有時又顯得羞澀。我們談學習，談抗日，談“培華”，也談了到延安後的許多感受。不知不覺中，兩個年輕人的心越來越靠近了。邦顯的同鄉、同學、好友張軍在我們之間，總是扮演著一個紅娘的作用。每一次相見，張軍總是把我們倆往一塊湊，千方百計給我們創造兩個人單獨交談的機會，還不時給雙方的一些同學、熟人散布一些促成的言語。那時，我們都年青，往往是五六個年青人一塊散步，交談。常常是好幾個年青人逼我表態，或逼邦顯開口。在延河水畔，在寶塔山下，在延安南關的老市場……都留下我們這些為抗日救國而聚到一起的熱血青年的足跡，也留下我倆曾如何走到一塊的倩影。1940年春，邦顯滿二十三歲，我滿十九歲，在西北局秘書長賈拓夫的證婚下，我與邦顯在延安結成了夫妻，開啟了我們長達六十七年並肩戰鬥的曆程。
1940年初，我從女大畢業，轉入中央財經部辦的會計訓練班學習，結業後，在中央糧食局會計處工作了三個月。這年夏天，邦顯從馬列學院畢業，我隨他一起到陝西省委工作。陝西省委先在照金，後遷到旬邑縣馬欄鎮。這年秋，邦顯被省委任命為關中臨潼縣委書記，我隨邦顯一塊去臨潼開辟地下工作。在臨潼縣，我們多方努力，因是白區，難於立足，最後把立足點放在邦顯的家鄉附近的馬額鎮，以教書為掩護，進駐馬額小學。不久，經過多方工作，把新的縣委也紮在馬額小學之中。這次來臨潼，省委交代的幾項任務中，首要一條，就是紮穩根基，長期隱蔽。為了做到這一條，除了我和邦顯都擔負一定的教學任務外，還要設法得到當地各界人士的廣泛支持。當時，馬額塬上一些社會名流和供孩子上學的人家迫切希望能把馬額小學從一個初級小學擴大成完全小學（含高小部），並把校舍擴大，使其成為當地方圓幾十裏內一個叫得響的學校。邦顯為了做到這一點，先做好鎮長的統戰工作，爭取到一些資金，又利用鎮長的威望和支持，拆廟籌集擴校必須的建材。在這個行動過程中，我印象非常深的是，盡管他的家離馬額鎮隻有五裏路，他沒有把一磚一瓦一木拿回自己家，盡管拆的廟中就有他家所在村——廟劉村的兩座廟，但他當場監督，把所有的材料運到學校，用於擴建。當時，學校有的人和鎮上一些有影響的人，曾私自把一些材料拿回自己家中，他親自說服，勸阻製止。不但這樣，他還說服自己的父母，把家中一些暫時不用的材料拿出來，用於學校的擴建。為了籌備擴建學校的費用，邦顯曾說服鎮長，在馬額鎮開設了以賭為娛樂形式的場所，“用不義之財，做有義之舉”，也籌到一些擴校的資金。那時，我公開既要給小學學生上課，擔任三年級的班主任帶學生，課餘還要為黨的事業操勞。當時，因環境艱苦，過度勞累，生的第一個孩子未成，身體受到一定損傷，未完全恢複，不久又懷上了第二胎。這種情況下，多麼希望能有一點給補。但是，邦顯原則性很強，丁是丁，卯是卯。凡是用於擴建學校的費用，一分一厘都不能用作它用！這時候，他已是學校的校長了，堅決以身作則，執行製度從他做起。我當時感到他不近人情，也不關心我。不久，校舍擴建成功，初小轉完小，邦顯得到馬額鎮及周圍人民的空前擁護和讚揚。偽鎮長、國民黨區分部的頭頭都宣揚他。他對我說，紮穩根基，長期隱蔽的任務基本實現了，我才心中釋然，懂得他這樣做，既為人民辦了好事，又為實現省委交給的任務打下堅實的基礎。
1942年，省委調我們回邊區學習。隨後，“整風運動”開始了，進入1943年後，整風運動被康生、高崗一夥“以搶救失足者”的名義搞得變了形。我們在白區工作的地下黨員都要承認、交代是叛徒，特務。不久，我和一些省委的同誌被送到延安行政學院進行審查。那時，我還帶著不足一歲的兒子。在延安行政學院，除了學習文件，就是要求主動交代，或揭發別人。那年，我僅僅二十二歲，還要照料小孩，卻已失去人身自由。整天都是談話，學習，交代，揭發，有時還硬逼著人說假話，誘導人揭發批判別的同誌。傷天害理的事，我不幹！誣陷別人的話，我不說！無中生有的事，更不能做！也有些人忍不住折磨胡說的。邦顯當時在西北黨校接受審查。雖然同在延安，因為有製度規定，有紀律約束，我們都不能違反，一年多的時間，未能見麵。
延安整風後，我倆又回到馬欄的陝西省委，我在生產科任會計，他在政策研究室從事白區工作的調研。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了。這年十月，為了恢複二華（華陰、華縣），大荔，潼關一帶的黨的工作，邦顯隻身一人前往這一帶了解情況，開辟新局麵。我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第二個1945年6月出生了）。不久，他回來彙報了情況後，又以華潼工委書記的身份重返到東府地區。1946年下半年後，鬥爭形勢越來越緊張，蔣介石、胡宗南侵犯陝甘寧邊區的意圖越來越明顯，而我們的工作擔子越來越重。我沒日沒夜的工作，還要照料兩個年幼的孩子，更得準備隨時隨地地撤退搬遷。這種情況下，邦顯在白區的工作情況又音訊全無，搞得我幾方麵揪心，成夜失眠。1947年初，蔣介石、胡宗南進攻邊區的目的已很明顯了，一些在白區工作的同誌也先後回來安排料理家屬子女的事。我多麼希望邦顯這時候能回來啊！但是，他還是沒有回來，仍然沒有任何音訊。我當時沒有辦法，幾乎把一個孩子送給人。1947年3月，省委機關終於開始轉移了，邦顯仍無消息。我背著小兒子，牽著大兒子，加入到轉移的行列之中。和胡宗南匪軍擦肩而過，匪軍從坡上的公路行進，我們在溝底躲過。沒吃沒喝是常事，遭遇打仗在所難免。我一個二十六歲的瘦弱女子，拖帶著兩個幼小的孩子，還肩負著一定的省委工作，多盼望邦顯能和我在一塊啊！可是，他仍是杳無音信，甚至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一度我懷疑邦顯已經犧牲了，隻是礙於形勢惡劣，組織才沒有告訴我。就這樣，和蔣胡匪軍周旋，東躲西藏，整整一年。直到1948年3月，組織才通知我，邦顯在華陰開展工作，形勢很好，讓我帶著兩個孩子到華陰和他會合，以機要秘書的身份幫助邦顯。這樣，從1946年底到1948年春，一年半時間，我們才再次見麵。邦顯也告訴我，他也認為，在胡宗南的瘋狂剿殺中，我與兩個兒子早已犧牲了。當時，路已被胡宗南的軍隊封鎖，華陰和馬欄的情況根本無法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