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名士雖然主要活躍於魏晉這個特殊的曆史時期，但是其出現自有一個漫長的孕育過程。他們之所以能夠在魏晉時期非常活躍，也有特定的曆史條件。
名士成為一個具有一定獨立性的階層，並活躍於社會當在東漢後期，其間經曆了漫長的曆史過程。春秋時期，王室漸漸衰微。隨著“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北山》）的西周強盛局麵的結束，社會正醞釀著深刻的變革，周天子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不斷下降，諸侯實力在擺脫“周禮”束縛下，迅速增強，以致能與天子分庭抗禮。在這種情勢下，士人階層，一方麵人數急劇增加，且隨社會又一次大分工的出現，士的分化也相當劇烈，加之私人設教的出現，教育的貴族壟斷化轉變為一定程度的普及化（“有教無類”），平民接受教育，擠入“士”階層的情況也較普遍。士人的成分變得相當複雜，他們可以擔當社會上的多種角色。人數眾多的士人階層在春秋後期及戰國時期成了社會上一支極其重要的力量。其特別著名的人物，可以達到與諸侯關係在亦師亦友之間的地位，在士林享有盛譽，常常令諸侯也敬而畏之。
兩漢的經學政治化傾向非常嚴重，通一經即能入仕，經學成為仕途的方便之門，隨即經學漸漸私人化。表現之一是學術家族化。家族內出現一位經學大師，即可代代相傳，累世經學成為累世公卿。弘農楊氏自精通歐陽氏《尚書》學的楊震為相以後，四代皆為三公。表現之二是學術門戶化。學術本為天下公器，但因學術與名利直接相關，在那個時代傳播又不易，所以門生即為座師的私人。加之婚姻製度中的門第觀念，社會政治鬥爭的需要等等原因，士人漸漸由個體變成群體，由家族、親戚、門生、故吏組成榮衰與共的共體——士族。這種士族至東漢勢力已相當大，基本上控製了地方察舉之權，甚至操縱地方政權。士族的形成，為士與社會其他力量如宦官、外戚等抗衡的重要條件，並已為名士階層的出現準備了條件和基礎。
兩漢因名征士，刺激了大量名士的產生，又促進了社會慕名向譽的社會風氣。《後漢書》真實記錄了許多名士以及當時人的“評語”。《方術列傳·郭憲》：“關東觥觥郭子橫。”《儒林列傳·戴憑》：“解經不窮戴侍中。”“《五經》無雙許叔重。”（同上《許慎傳》）這類品題之語或出於名人，或出於公議，體現了名士的激增，又表現了世人對名士的向慕。
漢末的“黨人”名士才是真正作為獨立的社會力量出現的。因為：一、此間的名士常以團體形式出現，而非個體，如“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等名目，已將個體的名士組合成整體性的名目，在眾議中已將他們視為士人的榜樣與領袖人物。二、此時士人交往頻繁，已不是個體活動，漸漸成為龐大的群體（雖無組織）。三、社會輿論及士人的行動常趨一致，或因領袖人物之一言，或因朝廷的一次舉措，士人中都會產生強烈的一致性反響。
漢末、三國、兩晉是名士作為一個階層非常活躍的時期。南朝自劉宋王朝軍人政權開始，采取又打又拉的兩手策略，漸漸腐蝕分化了名士階層，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漸漸衰落。至唐宋以降，名士個體依然在不斷出現，名士階層已不複再現。
任何社會現象的產生總是跟那個時代密切相關。魏晉名士在社會上相當活躍，成為最高統治者不敢小視的力量，在東晉甚至左右時論，掌控朝政。這種狀況首先是時代的政治格局所決定的。自建安至晉末，一直處於分裂狀態。統一格局的崩壞，使得士人不必束縛於一主，而一主也無力控製所有士人為其服務，君與士的關係不再是必然的唯一的主從關係。在“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形勢下，皇室有時還反過來遷就名士，如阮孚身為朝廷重臣，隨意把皇帝賞賜的金貂去換酒喝，不去衙門而在家裏處理公務，大臣中有人以非禮上奏，皇帝卻說：“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晉書》本詩）顯然在天下無統一政局的形勢下，皇室衰微，中央集權的絕對權威早已喪失，自然也就沒有了控製士人的實力。與皇室衰微相關的即是士族勢力的強盛。士族在經過兩漢，特別是東漢的培育滋長，已成根深枝茂的大樹，加上士族間盤根錯節的關係，皇室已難撼動。曹丕即位後，更是采取削弱本根，扶持士族的政策，世家大族的勢力更大。至東晉幾乎是幾家大族輪流執政，與皇室共享天下。正是這樣的政治形勢，使得士族中的出類拔萃人物成為社會上最顯赫的眾望所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