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是東漢最後一個皇帝漢獻帝劉協的年號，自公元196年至220年，曆時二十五年。這是曆史學上的“建安”時代。“但文學史上所說的建安時期常從黃巾起義（184）算起，到魏明帝景初末年（239）為止，包括五十多年的時間。”這是一個具有一定獨立意義的文人活動和獨特性質的曆史時期。
建安時期是一個曆史轉折時期，從大一統的漢代到長期分裂戰亂的時期，建安是天下統一時代的結束和天下分裂的開始時期。與這緊密關聯的，是儒家經學一統天下的學術時期的結束，道家、法家、名家等諸子之學興起，形成新的思想解放，各家爭議的時代，因此這個時代為以後玄學的發展和佛學的立足、發展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儒家經學的衰落，同時導致人們信仰的失落，尤其是東漢末年信奉儒家倫理的黨人集體拯救漢朝的失敗，並且慘遭殺害，士人開始了艱苦而漫長的新人格的探索，而這個過程本身促進了士人從群體自覺轉向個體的自覺，開始了個性張揚的新時代。此際的名士，其標準與人格範型都明顯有東漢名士的曆史遺傳，同時產生著深刻的變化，並對後代名士具有很大的影響。
建安名士，人數很多，由於各人的曆史淵源不同，人生軌跡不同，遭際相異，加之身處曆史過渡時期，因此他們的人格模式與行為方式也有很大的差異。在“建安”的曆史舞台上，活躍的名士有孔融、邊讓、禰衡、諸葛亮、荀彧、曹植、王粲、劉楨等等。
東漢王朝實際上是從黃巾起義開始已經名存實亡了。在東漢後期，朝廷中樞已經長期在宦官與外戚的輪流專權中綿延著，社會黑暗，政治腐敗，但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士子殫精竭慮，奮不顧身地拯救這個風雨飄搖中的朝廷。而社會上到處存在的流民在不斷的暴動中壯大了聲勢，終於由張角領導的規模空前的黃巾起義摧垮了這個一統的局麵，開始了軍閥割據的時代。在激烈的混戰以後，到建安元年（196）全國形成了許多割據區域，袁紹、曹操、韓遂、馬騰、公孫瓚、劉備、袁術、劉表、劉璋、孫策等等，都是各據一方。割據之後就是更殘酷的兼並戰爭，至建安十三年左右，基本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麵。
這是一個以戰爭消除戰爭的過程。幾十年的戰亂，給社會帶來極大的破壞，也給文人的心靈以巨大的衝擊和震蕩。此期文人的作品中有大量的表述。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詩》之一）曹操也寫道：“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蒿裏行》）這樣的詩句在三曹、七子等建安作家的作品中俯拾即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一些人覺得是難得的機會，天下大亂也是群雄競起，可以建功立業的時期；一部分人在舊有傳統不存，新的秩序未建的時期，努力探求自己的人生之路，並且尋求可以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當然許多人麵對這樣的亂局，隻求保身全性，努力尋找一方太平的地方隱居起來。
如果這隻是比較明顯的表現，那麼經學的衰落給讀書人帶來的影響和震顫則更為劇烈和深刻。經學這種中國特有的將學術政治化的社會現象，對中國知識分子甚至普通百姓影響都很大。儒學的經學化，不僅將統治思想定格在儒家倫理基礎之上，其影響之廣可以說達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個方麵，每一個時刻，人們行為的每一個細節。其影響之深達到了人們思想觀念的根基與靈魂深處。一方麵，“學者們”在認真地做法律與行政規定的“學問”，另一方麵，這是不可以有自己獨創的學術研究，是可以此謀生甚至富貴的名利之途。當然，由皇權統一規定的學術活動，也在很大範圍內影響著人們的意識世界，儒學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宗教的作用，人們（包括學者）對儒學充滿著敬畏之情，犧牲精神，東漢末年的黨人，其行為的底蘊恐怕就在於此，因此有舍生之勇，就義之豪。但是，這一切都已成為灰色的過去。儒學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漢王朝壽終正寢了，黨人的鮮血白流了，生命白送了。這種曆史現象，不會不使人深刻反省。學術之路該向何處？儒家倫理道德的信仰已經倒塌，信仰的支柱在哪裏？到處的白骨，周圍生命的朝存暮逝，軍閥割據的時局，自己的存身之處在哪裏？
麵對現實的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士人反複探索，終於出現一種劃時代的現象：士人的個體自覺。餘英時先生論述道：“論漢晉之際士大夫與其思想之變遷者，固不可不注意士之群體自覺，而其尤重要者則為個體之自覺，以其與新思潮之興起最直接相關故也。”真是不刊之論。士人的個體自覺正是新時代的征兆。這種個體自覺正是在群體自覺之後，必然性的發展。因為群體自覺的結果是雖然力量很大，也是獲得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持，但是最終目標沒有達到反而群體性慘遭屠戮。從自然性規律來看，群體自覺所顯示的聲威與力量都是士人自身難以預料的，他們第一次看到了脫離政權束縛之後的自身價值與實力，所以群體自覺的誘導，也使士人的個體獲得了自由，獲得了新生。這種新生就是個體的自覺，也就是個體從群體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具有鮮明個性的人。這就是建安時代開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士人人格的重建，也就是我們要論述的魏晉名士的鮮明人格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