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181-234）字孔明，祖籍琅琊郡陽都縣（今山東沂南縣），世代官宦。其父諸葛珪泰山郡丞，叔父諸葛玄豫章太守。孔明早孤，賴叔父撫育成人。十四歲那年隨叔父至豫章，逃離戰火紛飛的故鄉，自此故鄉就成了夢境與回憶。不久又隨叔父輾轉流徙置於荊州，投奔劉表。此間，全國軍閥混戰，唯荊州境平民安，各類人流入荊州者達十餘萬家，其中有不少鴻儒碩學，蓋數以千計。因劉表在荊州開學館，求儒士，定經注，儼然一片“稷下”氣象，成為當時全國的學術重鎮，為後來的魏晉學術培養了人才，打下了基礎，自然也給社會輸送了許多政治、軍事等方麵的人才。諸葛亮在荊州，深被其澤。各種思潮，各色人等，齊集荊州，不僅活躍了思想，尤其是給正在成長中的諸葛亮等才俊提供了全麵的素質教育。他十七歲時，叔父去世，因家庭生活，他定居隆中，邊耕邊讀，經過十年苦讀，他不僅學識大進，而且“臥龍”之名遠揚，在劉備“三顧”之後就成了他的股肱之臣，直至離世。
諸葛亮親眼見到了戰火對蒼生帶來的災難，又受到諸子各家思想的浸染，自己又從小曆經苦難，確立了獨特的理想人格。這種人格具有鮮明的個性色彩，也帶有深刻的時代共性。其主要表現如下：
一、出世與入世：真隱與誠仕。中國文人，其生命的旅程始終纏繞著一個核心課題：出處。是出世，逍遙自在，還是入世，步入仕途。麵對這個問題，諸葛亮的行為告訴我們，他既是一個真正的隱者，也是一位真誠的仕者。這兩者表麵上是矛盾的，真正的隱士似乎是絕對不出仕的，而想做官的人也是不會真隱的。但是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就基本解決了此一難題，加之道家的逍遙遊的境界，可仕可隱，就成為如諸葛亮這樣的達士所取的人生目標。
可以說，諸葛亮的隱是真隱。雖然他在隱之前，已經做好了建功立業的各種準備，所謂“身懷利器而待時”，但是他應該也做好了長期隱居的思想準備。他的《出師表》述其早年誌向時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生於亂世的人，有待機而飛之念，完全可以理解；有終身隱逸之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在隱居期間，並沒有利用社會關係去上層活動，更沒有交接權貴祈求富貴，而是在壟畝靜靜躬耕達十年之久，若再隱一兩個十年，人生也就差不多了。他在《誡子書》說：“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此“明誌”“致遠”既可理解為儒家的“不朽”，也可以是道家的暢神適意。對青年諸葛亮來說，兩種人生之旅都是有可能的，他絕不可能如急於功名的人那樣，一有機會就迫不及待地出仕。所以，劉備的思賢若不是真誠委心，他是不可能隨之出山的。劉備“三顧”，他才肯相見，不是一般的自高身份，而是試驗劉備的誠心而已。因為對諸葛亮來說，一旦同意出仕，他將委命於此。事實上，他對劉備的信任，以“鞠躬盡瘁”報之，完全是不顧個人得失，因此他的出仕也是真誠的，盡心竭力的。
二、機心與木訥：精明與自然。所謂“機心”就是在觀察、分析和判斷事物時所顯示的深入與準確，並且能以權變與機巧作出靈活反應的心理能力。諸葛亮顯然具備這方麵的素質。他精通諸子百家之學，尤其是兵學，不僅有理論，也有數十年帶兵打仗的經曆。劉備給劉禪的遺詔說：“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曆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餘明俠先生引述了這段話以後說：“諸葛亮親手抄寫《申子》《韓非子》《管子》等法家之書及《六韜》兵書，說明他對這類書籍的造詣甚深，因而十分重視。”諸葛亮在後世的主要形象就是“足智多謀”，可見他的“機心”是很突出的。其本傳說劉表的長子劉琦因其父親愛少子，自覺身處危險而向諸葛亮求自安之策，但是他“輒拒塞，未與處畫”，這可以看做“木訥”，或曰“默”。當劉琦與他在高樓飲宴，讓人抽去梯子，並聽到劉琦說：“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末？”他不能不說了，但是這明顯是人家私事而自己又是寄寓在劉表轄區，機變能力很強的諸葛亮就說了一個計策：“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劉琦立刻明白了，後來果然得脫險地。這件事情中，諸葛亮的表現可謂機心與木訥並見。他早就有了安琦良策，機心自有；但是一直沒有說，以免給自己帶來危險，顯示木訥。劉琦的安排他事先不知，但到了此時此境，他能立即作出恰當回應，機心突出；言到意至而並未明說，而是借了一個春秋時期晉文公與其兄弟的類例來說，也好似未說，正如木訥。諸葛亮的一生中這樣的表現很多。例如劉備在關羽被殺後，怒氣衝衝地發動夷陵之戰，結果肯定失敗，曆史上有許多人的意見，或讚成或反對，但就是沒有諸葛亮的意見。這不太可能散佚的，應該是他確實沒有明確表明態度，因為他有想法而不能說，這樣不說也是機心與木訥的共同體。曆史上有名的空城計與不讚成魏延先攻取長安之計對照著看，諸葛亮的這個兩麵性就很清楚了。諸葛亮平時少言寡語，自己家務也很少關心。在他的文集中，除了關心孩子的品德修養等以外，對家庭生活竟無片言隻語，這種表現可以說他把自己的畢生精力貢獻給了劉氏，也是體現“忠心”的根本措施，因為諸葛亮在與劉備的關係方麵，既是不可或缺的，又不及關與張那麼親密與久遠，不如此就容易引起別人疑慮。帶有自然色彩的木訥之中顯示其“精明”。機心是他精明和智慧的必然結果，而木訥又是精明與自然的結合。隻有機心和聰明，缺乏應有的木訥，那麼在充滿聰明人與愚蠢者的世界，他就會受到妒忌與排擠，或者自己隱顯失度而遭殃，孔融不乏聰明，但是最終以悲劇告終就是實例。他依靠這種特別的智慧與顯隱適度，使他在競爭激烈、關係複雜的政治圈裏沒有人能危害他，甚至大多數人“心服口服”，他的這種特征，很具老子的“大智若愚”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