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207？—249），字平叔，南陽宛（今河南南陽）人。漢大將軍何進之孫，其父早亡，其母尹氏為曹操所納，何晏隨即為操養子，長於魏宮，時當建安年間。何晏夙慧穎悟，深得曹操寵愛，並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和思想水平，在當時的青年士子中有很高的威望。曹操死後，何晏在曹丕父子當政期間不得誌，曾在太和四年與六年的兩次抑製“浮華案”中首當其衝。曹叡死後，由曹爽與司馬懿共同輔政，因戚屬及曆史的緣故，兩人中曹爽略占優勢。曹爽秉政後，吸引何晏等在明帝時期被貶抑的新貴，自然與年高望重的老臣之間產生摩擦，以至於出現架空司馬懿，大權獨攬，恣意作為的現象。雖然何晏深知司馬懿不會輕易服輸，多次提醒曹爽，但是誌大才疏的曹爽以為萬無一失，最終在正始十年的“高平陵政變”中被司馬懿鏟除幹淨，何晏等都被夷三族，結束了他們頗有爭議的政治生涯和自己的生命。
何晏的成長過程，既受漢末戰亂的現實影響，也深受曹魏特定的多元文化氛圍熏陶。這一切，造就了他機會來臨時的大刀闊斧的失敗改革，遵信儒家之學又崇尚道家之論，領袖群論又尊重同道，成為一個成功的思想家與失敗的改革家，瀟灑的談論家與惜生的服藥家，其主要特征，我們覺得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不同角色上：
其一，既傲且羞的尷尬人。生於驟貴之家，長於籬下之宮。作為曹操養子，具有既榮且羞的地位。年幼時代就聰慧多才，又體弱多病，使他與當時的環境處於並不和諧的狀況之中。“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世說新語·夙慧》）七齡孩童，早已明白自己與曹氏之別，聰慧異常；不以受寵於曹操為榮，而且自畫地為廬，孤傲之氣已具。另有一個傳聞，一次曹操大宴群臣，將何晏與眾親子曹丕、曹植等同處一起，以示一視同仁，但是何晏自己另處一處，以示有別。這種記載透露的就是何晏年幼時候就有孤傲性格。但是他作為隨母入宮的假子身份，暴發暴敗的家世都會使他形成自卑內向性格，因此遇事沒有氣吞山河的氣概和魄力。在何晏的成長過程中，他以文學之才與清談之能，獲得了貴族青年的賞識與擁戴。劉孝標《世說新語·文學》注引《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太和年間的魏明帝兩次下詔書抑製“浮華”，其“浮華”的領袖人物就是何晏，可見他此際已經是青年士子的清談宗師了。這種才能使何晏充滿自信與理想，欲大展宏圖。但是在壓製麵前，他除了沉湎於服食與淫欲，竟毫無辦法。在曹爽倒台時候，他自然也沒有反抗。所以，何晏的身份與才情，使他處於二律背反之境，既具有高傲之性，也有羞弱之氣；既有革新的大膽，也有事敗的委頓。
其二，銳意革新的思想家。何晏首先是個思想家。但是他的學術背景卻很複雜。從社會現實層麵說，他親曆了建安時期的戰亂，民生凋敝，百孔千瘡，瘟疫流播。這種社會背景下成長的士子，很容易產生政治責任感，同時也會有與民休息的思想傾向。從他的生活圈子方麵看，曹氏營建的文化氛圍，更使他耳濡目染。曹操出身庶族，又逢亂世，任何政策措施，唯效果是求，因此並無信仰的教條，思想被統禦群臣和軍事勝利的需要之術所決定。曹操集中統禦範圍內的所有知名道士於京城，一方麵便於統治以免惑眾滋事，另一方麵，他也向他們請教延年之術，還有房中術等等。曹丕與曹叡父子雖然有糾正曹操偏向的動向，但是還未統一的局勢，自身成長的經曆等都使他們不可能有比較成熟的統治思想體係。這種雜取各家，沒有宗主的統治方式在天下未定時候很有效果。而到了三國鼎立的局麵基本穩定後，用來統治域內就顯得明顯不足。再從社會思潮與學術發展自身規律看，獨尊數百年的儒學，其影響不可能很快消失，況且統治者還在不斷提倡，但是戰亂剛熄的社會，正逐步抬頭的道家之學，已經從漢末馬融、鄭玄的潛入儒家經學，發展到獨立並與儒家並立的地步。這時的何晏，思想也是並非純一的。我們看到，何晏的儒學根基似很深。幼年時，曹操宴會群臣時，真子假子依次共坐，而他卻另坐，並說：“禮，異族不相坐位。”（《太平禦覽》卷三九三引《何晏別傳》）曹芳不遵禮教，放蕩不羈，他作《奏請大臣侍從遊興》，勸誡皇帝以堯舜禹周公為楷模，努力修“正道”，“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三國誌·齊王曹芳列傳》）何晏所治經典及著述亦以《論語集解》為最，且被後代經學家尊為《十三經注疏》中的權威注本，其他尚有《周易何氏解》《孝經注》《魏晉諡議》等。他對儒家經學的重視與所取得的成就，眾所周知。不過，他對儒學作了明顯的革新。以其《論語集解》來說，他首創集解之法，對《論語》的注釋不是停留在專述一家一派，而是彙聚漢魏眾家之說，破除了門戶壁壘，注經的境界大大提升。特別是對前人注釋所采取的態度“有不安者，頗為改易。”（《論語集解敘》）也就是說，他完全按照自己對《論語》的理解來注經，一旦發現以前的經學家，甚至是大師所作的注釋不合己意，他就棄之不顧，自己另加新注。例如注《論語·子罕》篇“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不取漢魏各家之注，自己注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也。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也。”其間對孔子的闡釋，以意度之，有勝於漢儒者，亦難免“六經注我”之習。今人論其特征曰：“拋棄了漢代瑣碎的章句訓詁之學，帶有很強的標新立異的特征。”“何晏等人通過改易先儒，自己下意，把《論語》學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而且他的注經一改漢儒所習，多以老子之論解《論語》，“把道家虛無無為之道說成是聖人的最高德性”，“把孔子的政治倫理之道，解釋為道家的虛無本體之道。”他對儒家原典已經作了全新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