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303-361）字逸少，號澹齋，小字阿菟。祖籍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市南），後遷徙至浙江山陰（紹興）。其曾祖父輩即王祥與王覽，王祥為曆史上著名的“臥冰求鯉”的大孝子，官至大司農，拜太保，晉爵為公；王覽也官至光祿大夫。祖父王正，父親王曠西晉末年任丹陽太守，司馬睿過江稱晉王，他首倡其議。伯父王廙，晉室過江前他的書法號稱獨步，“世將書獨為最”（唐張懷瓘《書斷》），且同時精於文學、書畫、音樂、史籍、雜技。羲之幼年喪父，得到王廙的賞識與悉心栽培。王羲之族伯父王敦為揚州刺史，都督征討諸軍事。從伯父王導東晉丞相，官至太傅，封武岡侯。其餘王氏有許多朝廷要員，不待細述。王羲之起官為秘書郎，先後任會稽王友、寧遠將軍、江州刺史、護軍將軍、會稽內史、右軍將軍。最後因為與上司王述的矛盾，永和十一年（355）辭官，以後以遊觀山水弋釣為樂，隱居養真，采藥服食，終於山林。
王羲之是我國曆史上最為傑出的書法家之一，被稱為“書聖”，其子王獻之也是書法名家，被譽為“亞聖”。以王羲之一生的作為與成就，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多姿多彩的名士形象，其主要特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麵：
第一，正直偉岸的人格追求。王羲之生前死後都受到人們的尊敬與高度評價。“庾公（庾亮）雲：‘逸少國舉。’故庾倪（庾清）為碑文雲：‘拔萃國舉。’”（《世說新語·賞譽》）可見當時已有定評，而此評價足以見出王羲之的人格之偉岸。殷浩也是當時名望甚高的名士，評之雲：“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同上）時人評名士阮裕：“骨氣不及右軍。”（同上）所謂“骨氣”當指品格中的正直偉岸之氣概，也就是《晉書》本傳所言的“以骨鯁稱”。他在會稽內史任內，巡察到老百姓因災荒隻能以草根、樹皮充饑，他毅然開倉賑濟災民。那時候，連年戰爭，朝廷軍糧也很緊張，他這一舉措自然會給自己的前途甚至命運帶來很大危險。但是他不顧個人利益，也敢於上疏陳述災情，在朝廷經濟困難時候敢為民請命，其膽其勇實在非一般賢士所能有。他發現倉督耗盜官米，就上書尚書仆射謝安：“吾謂誅剪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晉書》本傳）主張嚴懲貪官汙吏，與當時一般人的官官相護大異其趣，今天看來還是具有大無畏的勇氣與膽量，令人肅然起敬。王羲之“東床袒腹”而成為名士郗鑒的女婿，此一佳話一般以自然釋之。其實，這是遠遠不夠的。聽到郗家來求女婿，其他王氏少年都有矜持之態，實際上表明他們的欲念驅使他們緊張，或曰努力要表現得“好”一些，內存私欲而行為難免作態。王羲之的袒腹，顯然具有坦然正直的人格內涵，無私無欲，無欲則剛，無私則直。
王羲之的書風，也可見其人格。前人之評甚多，現略舉一二：“羲之書如壯士拔劍，壅水絕流。頭上安點，如高峰墜石；作一橫畫，如千裏陣雲；捺一偃波，若風雷震駭；作一豎畫，如萬歲枯藤；立一倚竿，若虎臥鳳閣；自上揭竿，如龍躍天門。”“遒聳雄邁，有威鳳翔霄，神驥追影之勢。”“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曆代寶之。”（以上均見馬宗霍《書林藻鑒》卷六）我們不必再作具體分析，從這些品評之語可以看出，王羲之的書法風格具有萬鈞之力，排山之勢，而其風格之由無疑是創作主體的正直偉岸之人格所致。
第二，愛民憂國的拳拳赤子。王羲之自己素無廊廟之誌，喜歡清淨的大自然，愛好平淡的家居生活，但是他係念與社稷蒼生，救民憂國之心，也是相當熾烈的。他在會稽內史任上，冒著極大的風險，打開倉庫，將百姓上交的賦稅發放給災民，真是為民父母，不計後果；他在名士風流，飲酒成風的東晉，看到因災害與戰爭等原因導致嚴重的糧食緊張狀況，斷然下達禁酒之令，節約了穀物，緩解了糧食的緊張；他建言朝廷複開漕運，以方便百姓，發展生產；他要求嚴懲貪官汙吏，肅清吏治，解救百姓的苦難；他建議改進征役，修改刑法，穩定社會秩序，款待民眾；他反對官員的憒憒之政，要求勤政愛民；他反對在軍事、經濟力量不足的情況下盲目北伐，嚴重損耗民力，特別是兩次勸阻殷浩北伐，事實證明王羲之的識見是正確的；殷浩與桓溫是當時兩位手握重兵的權要，但是矛盾甚深，互為敵人，內耗不息，他致信闡述以國家社稷百姓利益為重，和為蒼生之福的道理，希望他們能夠互釋前嫌；他不讚成虛談空言，主張務實勤政……這些足以看出王羲之對社稷百姓的赤子之心，也可以看到東晉名士新的人格形象。明末張溥題其集曰：“誠東晉君臣之良藥，非同平原辯亡，令升論晉”，此乃實為蒼生之慮，而非為一家之情也。羲之忠懷，拳拳可感。
第三，三家兼攝的寬廣心胸。東晉是我國曆史上儒、道、釋三家開始並流的時代。王羲之生活於這樣的時代，並以包容並蓄的心態吸收各家營養，成為三家兼攝的名士。著名學者商承祚先生說：“羲之的思想不僅儒、道混合，還或多或少受佛家支遁思想的影響，支遁是‘即色宗’的代表人物，羲之既然對他傾倒而與之交遊，在思想感情上自有交融相通之處，因此，可以更確切地說，羲之的思想是儒、釋、道三者的混合物。”王羲之出身於孝道之家，長於官宦之族，自小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在執政理念上，王羲之更讚成儒家的勤政愛民，對清談務虛持否定態度。諸葛恢是崇尚儒家舊道的，其家風嚴守儒家之道。他生前無論如何不肯把女兒嫁給謝家，盡管當時謝家已經是東晉顯貴。待其亡，還是與謝家結為婚姻，王羲之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世說新語·方正》）他對諸葛恢家的遺風深為感歎，可以想見其內心深處的儒家法度的情結。
道家思想對王羲之影響也是相當大的。他的家族世奉五鬥米道，愛好服食養性，以為服食可以得道，可以延年益壽。到了晚年更是不遠千裏地到深山采集藥石，服食從不間斷。他還有巢父、許由之誌：“劉真長（劉惔）為丹陽尹，許玄度（許詢）出都就劉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世說新語·言語》）顯然，王羲之對兩位名士的貪圖物質享受甚為不滿，而與輕物質重精神的上古賢士相通。他素無廊廟之誌，更喜山水幽林。在自然中優遊不倦，樂其所在。他自從辭官始，一直生活於鄉間山林，告訴友人其樂無窮。這種徹底的自然之樂，隻有老莊的意味相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