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長安三百裏處右馮翊雲陽（今陝西淳化西北）縣界之內，有一座風景秀麗、林深草茂的甘泉山，這本是秦朝離宮林光宮所在之地，或因山為名，故又稱為甘泉宮。經過武帝建元年間大規模的修治，形成了周回十九裏，宮館台榭眾多、規模龐大的宮殿建築群。甘泉宮由於建築於甘泉山中，周圍林遮木掩，氣候清爽宜人，武帝尤喜在每年五月至八月酷熱襲人之時，到甘泉宮避暑休息，處理政務，接見郡國上計吏，接受諸侯王每年春正月的朝賀，宴饗外國來客，使甘泉宮成為除未央宮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政治中心。特別是到了武帝的晚年，更是喜歡長駐甘泉宮，而此時經常伴隨武帝至甘泉宮者，自然是寵姬鉤弋夫人了。
征和二年（前91）夏，武帝又一次離開暑熱籠罩下的長安城到甘泉宮避暑。然而，這一次與以往卻大不同，氣候清爽宜人的甘泉宮似乎也不能使武帝煩躁的情緒平靜下來，剛剛老年得子的喜悅心情似乎也不能使武帝緊鎖的眉頭舒展。武帝如此心緒不定、煩躁不安是事出有因的。
多年以來，憑借文景時期積蓄的巨額財富，武帝奉行的是一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的“有為”的治國之道，在完成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業績之後，同時也付出了“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的慘痛代價。到了武帝統治晚期天漢年間（前100-前97），國內政治局勢已經呈現出動蕩不安的局勢，百姓大量破產流亡，聚眾起事，呼嘯山林湖澤的現象日趨嚴重，幾乎遍及全國。史載是時“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群起，大群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小者以百數掠鹵鄉裏者不可勝數，道路不通。”麵對著如此嚴峻的事態，作為一位老練的政治家，武帝一麵派遣“直指繡衣使者”分赴郡國，督察地方大員嚴酷鎮壓；一麵也思索著如何變革政治，施以仁政，給百姓以喘息休養之機。不過，武帝最初並沒有打算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改弦易轍，親自實行政策的變革，而是將希望寄托在性格“仁恕溫謹”的衛太子的身上。盡管武帝嫌衛太子“材能少，不類己”，衛太子與衛皇後為此而常惶惶不安，但尚沒有萌生更易太子的想法。武帝曾明確地向衛太子之舅、太將軍衛青明示過這種願望與設想，亦是為了安撫太子與皇後說：
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製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後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與安排，因此，當衛太子“每諫征伐四夷”時，武帝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遣汝，不亦可乎！”然而，征和年間巫蠱之禍的突然爆發，徹底打亂了武帝的這一部署。
在巫風盛行的西漢社會，時人認為以巫術詛咒或以木偶人埋於地下則可以害人，即是所謂的“巫蠱”之術。最初，巫蠱之術隻是流行於民間，後來傳入宮中，成為後宮美人爭寵相傾的工具。到了征和年間，“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左道惑眾，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結果由於後宮美人們“妒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而是時武帝正值年老多病，疑心頗重，忌諱甚多，曾晝寐時夢見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之，遂“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於是窮治其事。
征和元年（前90），丞相公孫賀與其子太仆公孫敬聲被人告發“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次年春正月，公孫賀父子皆死於獄中，宗族盡滅。閏四月，衛皇後之女陽石公主、諸邑公主，衛青之子長平侯衛伉皆因巫蠱之事被誅殺，成為達宦顯貴之中巫蠱之禍的第一批犧牲者。自此，長安城、三輔乃至全國都陷入了瘋狂追查所謂巫蠱之術的浪潮之中。武帝任命為人刻深的趙國人江充為專治巫蠱之事的使者，在江充的指使下，“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