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長安三百裏處右馮翊雲陽(今陝西淳化西北)縣界之內,有一座風景秀麗、林深草茂的甘泉山,這本是秦朝離宮林光宮所在之地,或因山為名,故又稱為甘泉宮。經過武帝建元年間大規模的修治,形成了周回十九裏,宮館台榭眾多、規模龐大的宮殿建築群。甘泉宮由於建築於甘泉山中,周圍林遮木掩,氣候清爽宜人,武帝尤喜在每年五月至八月酷熱襲人之時,到甘泉宮避暑休息,處理政務,接見郡國上計吏,接受諸侯王每年春正月的朝賀,宴饗外國來客,使甘泉宮成為除未央宮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政治中心。特別是到了武帝的晚年,更是喜歡長駐甘泉宮,而此時經常伴隨武帝至甘泉宮者,自然是寵姬鉤弋夫人了。
征和二年(前91)夏,武帝又一次離開暑熱籠罩下的長安城到甘泉宮避暑。然而,這一次與以往卻大不同,氣候清爽宜人的甘泉宮似乎也不能使武帝煩躁的情緒平靜下來,剛剛老年得子的喜悅心情似乎也不能使武帝緊鎖的眉頭舒展。武帝如此心緒不定、煩躁不安是事出有因的。
多年以來,憑借文景時期積蓄的巨額財富,武帝奉行的是一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的“有為”的治國之道,在完成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業績之後,同時也付出了“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的慘痛代價。到了武帝統治晚期天漢年間(前100-前97),國內政治局勢已經呈現出動蕩不安的局勢,百姓大量破產流亡,聚眾起事,呼嘯山林湖澤的現象日趨嚴重,幾乎遍及全國。史載是時“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群起,大群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小者以百數掠鹵鄉裏者不可勝數,道路不通。”麵對著如此嚴峻的事態,作為一位老練的政治家,武帝一麵派遣“直指繡衣使者”分赴郡國,督察地方大員嚴酷鎮壓;一麵也思索著如何變革政治,施以仁政,給百姓以喘息休養之機。不過,武帝最初並沒有打算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改弦易轍,親自實行政策的變革,而是將希望寄托在性格“仁恕溫謹”的衛太子的身上。盡管武帝嫌衛太子“材能少,不類己”,衛太子與衛皇後為此而常惶惶不安,但尚沒有萌生更易太子的想法。武帝曾明確地向衛太子之舅、太將軍衛青明示過這種願望與設想,亦是為了安撫太子與皇後說:
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製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後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與安排,因此,當衛太子“每諫征伐四夷”時,武帝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遣汝,不亦可乎!”然而,征和年間巫蠱之禍的突然爆發,徹底打亂了武帝的這一部署。
在巫風盛行的西漢社會,時人認為以巫術詛咒或以木偶人埋於地下則可以害人,即是所謂的“巫蠱”之術。最初,巫蠱之術隻是流行於民間,後來傳入宮中,成為後宮美人爭寵相傾的工具。到了征和年間,“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左道惑眾,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結果由於後宮美人們“妒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而是時武帝正值年老多病,疑心頗重,忌諱甚多,曾晝寐時夢見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之,遂“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於是窮治其事。
征和元年(前90),丞相公孫賀與其子太仆公孫敬聲被人告發“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次年春正月,公孫賀父子皆死於獄中,宗族盡滅。閏四月,衛皇後之女陽石公主、諸邑公主,衛青之子長平侯衛伉皆因巫蠱之事被誅殺,成為達宦顯貴之中巫蠱之禍的第一批犧牲者。自此,長安城、三輔乃至全國都陷入了瘋狂追查所謂巫蠱之術的浪潮之中。武帝任命為人刻深的趙國人江充為專治巫蠱之事的使者,在江充的指使下,“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