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帝即位之後，霍光等輔政大臣們紛紛遷官，彈冠相慶，飽經巫蠱之禍恐嚇驚駭的百官們緊繃的神經也鬆弛下來，無不希望新帝的登基能帶來祥和之運，朝廷內外也洋溢著企盼著與民休息、維新更始的氣氛。或許是對未來命運的美好憧憬感動了上蒼，始元元年（前86）春二月，一種名曰“黃鵠”的大鳥降臨到建章宮太液池中。據說“黃鵠”誌向高遠，能一舉千裏；而建章宮太液池是武帝時開鑿的，取其“津潤所及廣也”之意。吉祥之鳥降臨到恩澤廣被之池，真是天遂人願，於是公卿百官紛紛上壽，稱頌少年皇帝的聖德。當然，昭帝也免不了要依照諸侯王、列侯、宗室地位之高下賞賜“金錢各有差”，以報答公卿們的美意。然而，在遠離京城、地處北疆的兄長燕王劉旦的宮中，卻是另外一番與此迥然不同的景象。
就在武帝去世、昭帝即位後不久，燕王劉旦就接到了賜諸侯王的璽書，非但不肯依製而哭，以盡臣子之道，反而產生許多疑惑：“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所謂“璽書封小”，張晏注曰：“文少則封小。”據《漢舊儀》卷上載，漢代皇帝有六璽：“以‘皇帝行璽’凡雜以‘皇帝之璽’賜諸侯王書；以‘皇帝信璽’發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以‘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行千裏為程。”天子賜諸侯王的璽書獨以二璽鈴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璽書封泥的選用、封套的格式、璽印鈴封的位置及其傳遞速度均有嚴格的規定。霍光多年侍奉內廷，昭帝即位後又領尚書事，自然熟悉各種璽書製作及傳遞的製度，況且此時賜諸侯王璽書的內容如此重要，在璽書的形式上不應該有什麼差錯，以免授人以柄。燕王劉旦以“璽書封小”而推斷“京師疑有變”，恐怕是為了采取進一步行動而探聽朝廷消息的托詞。事實也果然如此。在燕王劉旦收到璽書後不久，立即派遣心腹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人奔赴京師，名義上是詢問禮儀事宜，實際上是探聽武帝去世、昭帝即位的內情，以及經曆這一番巨大變故之後朝廷的消息，以便為進一步采取行動預作準備。
燕王劉旦的疑惑也並非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西漢王朝自創建以來一直實行“豫立太子”之製。除惠帝劉盈無子可以不計外，漢王劉邦稱帝後，王太子劉盈改立為皇太子；文帝即位初年，立長子劉啟為皇太子；景帝前三年（前154），先立長子劉榮，後易立膠東王劉徹為皇太子；武帝於元狩元年（前122）立長子劉據為皇太子。“豫立太子”，除表明“所以重宗廟，不忘天下”外，也是為了斷絕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以確保皇位的順利承繼。然而，自從征和二年（前91）巫蠱之禍爆發，衛太子劉據自縊身亡後，直至後元二年（前87）武帝去世，在長達近五年的時間之內，一直沒有再冊立皇太子。此時武帝已進入垂暮之年，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確立嗣君的問題；而嗣君之位卻遲遲不能確定，表明武帝在尚存的諸子之中盡管奇愛“類我”的少子，但還是存在著諸多顧慮，所以長時期沒有作出最終的決斷。正由於武帝的態度一直不甚明朗，“自以次第當立”的燕王劉旦，以及依仗其母有寵、又得到丞相劉屈氂、貳師將軍李廣利這樣重臣、外戚支持的昌邑王劉髆氂，就不可避免地對皇太子之位產生覬覦之心。也正是因為在皇太子之位歸屬未定的情況下，燕王劉旦才敢上書請求入京宿衛，公然謀求皇太子之位，雖然遭到父皇的痛斥及削地的處分，但是奪取嗣君之位的希望並沒有因此而完全泯滅。可是一封賜諸侯王的璽書擊碎了劉旦多年的幻想，自然不肯從此善罷甘休，向乳臭未幹的少弟俯首稱臣，因此無論璽書是否符合製度，他都不可能承認這一現實。
此外，更讓劉旦產生疑惑的則是武帝去世前後的情況。後元二年春正月，武帝在甘泉宮接受諸侯王朝賀。朝賀是在每年歲首皇帝接受諸侯百官慶賀的儀式，屬於國家的重要大典之一。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規定以十月為歲首，於十月朔日（初一）接受百官朝賀，是為朝賀製度之濫觴。西漢王朝建立後因之不改，諸侯王列侯常以十月朝賀。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曆後，朝賀則於每年正月朔日舉行。朝賀時諸侯王列侯須親身前住，不及會則需得到皇帝的特許，否則就要受到相應的處分。有鑒於此，燕王劉旦肯定參加了後元二年春正月的朝賀，對武帝的身體狀況及朝廷的動靜應有所了解。因為在春正月武帝接受諸侯王的朝賀之後，緊接著就在下一個月就巡幸五柞宮，這至少可以向群臣及諸侯王表明，武帝雖然年老多病，但身體狀態尚可支持巡幸途中的勞頓之苦。然而到五柞宮後不久，武帝就病重去世，在臨終前始立少子劉弗陵為皇太子，而侍從武帝巡幸五柞宮的大臣主要是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四人，又恰好都被指定為輔政大臣。宮廷之內風雲變幻如此迅烈，遠在藩國的劉旦自然不可能完全得知內情，不能不產生“京師疑有變”的疑問。
劉旦的心腹壽西長、孫縱之、王孺到達京師後，立刻圍繞著“帝崩所病，立者誰子，年幾歲”這幾個疑問四處探聽，可能是出於霍光等人事先防範的原因，與燕王劉旦關係較為親密、此時又擔負撫養昭帝重任的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即蓋主）沒有與燕王派遣的心腹相見，而王孺與執金吾郭廣意交談後，卻帶回了驚人的消息：郭廣意聲稱曾“待詔五莋（柞）宮，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執金吾秩中二千石，職掌京師治安，皇帝出巡之時，緹騎輿服導行，權重責大；待詔本指應皇帝征召而隨時待命，以備谘詢顧問事宜，由於“待詔”的處所不同，故又有待詔公車、待詔金馬門等多種名目。郭廣意身為執金吾，職權所在，自應護衛武帝巡幸五柞宮，而臨時又加以“待詔五柞宮”之名，顯然在武帝的最後時刻一直都沒有離開五柞宮。然而不知由於何種原因，郭廣意雖侍從於武帝身旁，但是對武帝駕崩、遺詔立皇太子及指定輔政大臣這樣重大事件卻不知詳情，隻是在“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之後方才知曉。這一消息似乎進一步證實了劉旦的疑慮：“上棄群臣，無言語，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郭廣意也因向劉旦使者透露朝廷消息而斷送了仕途前程，旋即被免除執金吾一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