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平元年，在西漢曆史上是一多事之秋。年輕的昭帝突然去世，由於沒有後嗣，帝位空懸，早日擁立新君以定“劉氏”天下，當是朝廷的首要政務，權傾天下的大將軍霍光再次成為朝野矚目的焦點。是時，武帝六子中僅廣陵王劉胥尚在，因此群臣皆主張立廣陵王。霍光卻另有一番考慮，而此時廣陵王劉胥正值壯年，如果一旦入主長安，霍光獨攬大權的局麵就會發生動搖，這亦是群臣“鹹持廣陵王”，而霍光“內不自安”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杜絕後患，霍光決意迎立武帝之孫昌邑王劉賀為帝。不料二十七日後，來去匆匆的劉賀成為入主未央宮時間最短的“過客”，漢廷再次出現“無君”的局麵。在沒有其他可以選擇的情況下，武帝曾孫劉詢成為未央宮的新主人。西漢曆史由此掀開新的一頁，出現一個史家爭相稱譽的“宣帝中興”的時代。
元鳳元年九月，燕王劉旦謀反事敗自殺。自昭帝即位以來，對其威脅最大的一個隱患徹度消除。昭帝與霍光如釋重負，不再擔心禍起蕭牆、難發宗室。次年四月，昭帝從建章宮徙歸未央宮，於宮中置酒大宴群臣，“賜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正是這種喜悅之情真實自然地流露。六月，昭帝頒詔大赦天下，繼續與民休息，在前年減漕運三百萬石以休百姓力役，省禦用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與三輔驛馬之需的基礎上，“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得以叔（通菽）粟當賦。”三年春正月，昭帝再次下詔曰：“乃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賑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賑貸，非丞相禦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就在惠民養民的“德政”政策措施不斷地頒行之時，元鳳四年（前77）的“令月吉日”——春正月丁亥，為昭帝舉行隆重的加“元服”典禮，即所謂的“冠禮”，《儀禮·士冠禮》載，古時男子年二十初行冠禮，表示已成人，可以服事任職。但天子有總理天下、代天牧民之責，不能等同於士人，拘泥於年齡之長幼。據說周文王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通典》卷56《嘉禮一》在釋天子早冠之義時說：“《五經要義》雲：‘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貌岸然備，故君子重之，以為禮之始也。’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卻步而畏之。’又曰：‘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此人君早冠之義也。王道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不過，漢初情況有些特別。杜佑在《嘉禮一》“天子加元服”條中綜括曰：“據此，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蕩滅。其周製《士冠禮》頗備，王者時采行焉。”惠帝於四年（前191）年三月行冠禮，行的是年二十而冠之禮，而不是具有“早冠之義”的天子“冠禮”，可見杜佑之說不謬。但至昭帝加元服之時，漢興已近百年，初經漢高祖指令孫叔通整齊禮製，特別是武帝推崇儒學之後，所謂禮儀製度應當逐漸完備。這從昭帝加元服擇“令月吉日”、告於祖廟、晉頌冠辭等儀式完全符合周製嘉禮這一點也可以反映出來。然而昭帝加元服卻延至十八歲時方舉行，在關鍵的一點上卻全然不符天子加元服之製，無怪清人沈欽韓甚為詫異曰：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今昭帝年十八而冠，東京諸帝，和帝十三、安帝十六、順帝十五，並加元服，後立皇後。昭帝先立後，五年而後加元服，此大臣不學，而廷臣不諍，其失可怪也。
“大臣不學”之大臣，當然是指大將軍霍光。關於霍光“不學”的指責，早在霍光拒絕燕王劉旦為丁外人求封侯爵時就不斷人指出。其後在謀廢昌邑王劉賀時，霍光也因詢問“今欲如是，於古嚐有此否”再次受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的譏諷。可見霍光“不學”、“不涉學”，乃是不爭之事實；可指責“廷臣不諍”，卻不免有強人入罪之感。自元鳳元年起，“廷臣”或卷入霍光、上官桀政爭而罹難，或陷於追究上官氏餘黨的庶務之中，或黨附大將軍以求自保，恐怕無暇諫及霍光為昭帝早加元服，“其失”不足為怪。若是衡以禮製，參以經學，沈韓欽所論極是。但更深層的原因並不在這裏。依照《禮記·冠義》，士人行冠禮，“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而天子加元服，由童稚而成人，是為親政之標誌。漢武帝為太子時，十六歲於景帝後三年（前141）春正月行冠禮，同月景帝死，武帝即位親政。霍光可許不知古之舊典，但對責成托孤重望的先帝之“故事”，不可能全然不知。昭帝加元服之禮至十八歲方行，確實不能排除霍光不願盡早歸政，而有意延行昭帝加元服之意圖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