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帝善納諫言的背後，猜忌心理是其性格中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方麵。其中最為典型的事例，當是宣帝忌故昌邑王劉賀事。史載：
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製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禦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
這是難得一見的珍貴史料，對於分析宣帝的猜忌心理非常重要。元康二年（前64），宣帝即位已逾十年，但依然猜忌被廢多年，困居山陽郡（治所昌邑，今山東巨野南），形同囚犯的故昌邑王劉賀。其中隱情，宣帝又不肯明言，於是命山陽太守張敞以“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的名義，偵伺劉賀動靜，並特意囑托張敞“毋下所賜書”。對此張敞心領神會，遂詳細密報地節三年（前67）、四年兩次親至劉賀處查問經過，得出的結論是劉賀“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宣帝因此安心，“知賀不足忌”。即使如此，宣帝對劉賀仍居故地委實放心不下，於次年封劉賀為海昏侯，遠遷至更為僻遠的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後又借故削戶三千，劉賀死後國除。宣帝雖然明知久廢的劉賀，實際上無法對其構成任何威脅，卻屢屢處置，唯一的解釋隻能是其猜忌心理作怪。對此，後世史家頗不以為然，如宋人洪邁曰：
漢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帝，賀居故國，帝心內忌之，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上知賀不足忌，始封為列侯。光武廢太子彊為東海王而立顯宗，顯宗即位，待彊彌厚。宣、顯皆雜霸道治，尚剛嚴，獨此事顯優於宣多矣。
如果說劉賀曾為二十七日短命天子，對宣帝是一潛在威脅，不能不嚴加防範，尚在情理之中；而對昭帝朝重臣、霍光副貳車騎將軍張安世的猜忌，則集中反映出宣帝性格中忌刻之深的一麵。宣帝即位前，張安世兄掖庭令張賀數“稱其材美”，欲以女嫁之。張安世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宣帝即位後，雖寬宏地向張安世表示：“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但實際內心不無怨恨。趙充國之子趙卬曾對辛武賢曰：“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嚐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指趙充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後因辛武賢告發，趙卬“以泄省中語”下吏自殺。
至於蓋寬饒、楊惲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不僅揭示出宣帝的猜忌心理，亦是宣帝苛察群臣，以刑名繩下的典型事例。
平實而論，蓋寬饒、楊惲性格雖為人“刻深”，“好言事譏刺，奸犯上意”，但其為吏，絕非是“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的“俗儒”，而是屬於“文法吏”一類的人物。宣帝雖然苛察，即位以來善納諫言，亦是不爭事實。然而，對於敢於觸犯君主猜忌心理底線的臣下，宣帝“以刑名繩下”的本色畢顯無遺。東漢時人崔稱讚宣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宄之膽”，正是深得宣帝馭下底蘊之言。蓋寬饒、楊惲之死即證明了這一點。
蓋寬饒“儒者”出身，“為人剛直高節，誌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而，宣帝的“優容”是有底線的，神爵二年，寬饒奏封事，直斥宣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曰：
“方今聖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湣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者莫不憐之。
蓋寬饒指責宣帝“信任中尚書宦官”，是指中書令石顯與中書仆射弘恭，兩人“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石顯與弘恭弄權雖在元帝一朝，但根源是在宣帝之時。然而，正因宣帝時石顯、弘恭無弄權事實，反而“能稱其職”。蓋寬饒卻激烈指斥宣帝信任中書宦官是“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難免觸怒宣帝。但是，真正觸犯宣帝忌諱的則是蓋氏所引《韓氏易傳》雲雲，執金吾認為蓋寬饒所言“意欲求禪，大逆不道”，固然是誣指。然而，自昭帝時眭弘上書言禪讓事被誅後，這一敏感的話題很少有人再提及。蓋寬饒卻肆無忌憚，大談“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無疑觸動宣帝最為猜忌心理底線，所以盡管諫大夫鄭昌為之極力辯解，依然無法取得宣帝的諒解，蓋寬饒終於難免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