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純藝術的角度看一件書法作品，會憑著字體本身和整篇布局去評論這件作品美不美，好不好。然而，在進行藝術創作的同時，中國傳統社會還十分關注藝術家的道德人品，並認為可以從字體揣度出其性情、氣質和人格。所以人們在學習書法的同時，也要修煉品行，因為書法家的品格會有意無意間流露在書法之中。柳公權曾說過“心正筆正”，人的心術正直，寫出來的楷書便會平正，不會歪斜。在這樣的品評標準下，使書法這門藝術更具民族色彩，書法家本人也就是完美人格的體現。
顏真卿的書法受推崇，也與他被譽為“忠臣烈士，道德君子”有關。顏氏雖然在朝廷上受楊國忠（卒於756）排擠，但他立身剛正，不畏權貴。七十七歲時遭奸人暗算，被派往安撫藩鎮叛軍而被扣押，因不肯屈服於敵人的威逼利誘而被殺害。世人認為他“字如其人”，楷書寫得端莊方正，其他書體剛勁雄渾，形態敦厚，是他的偉大人格所使然。顏真卿的《湖州帖》，內容反映了他勤政愛民之心。唐大曆十一年（776）三月，太湖湖水泛濫，湖州因地勢低窪，農田盡被水淹。當時身為湖州刺使的顏真卿與朝廷特派的官員合力救災，使民心稍安。這件作品便是他完成救災後，向有關人士報告此事。評論者認為顏真卿這作品筆畫飽滿，剛健雄厚，氣勢磅礴，是他正直、忠貞、剛烈的品格之表現。
北宋書壇上有“北宋四家——蘇、黃、米、蔡”之說，“蘇”是指蘇軾，“黃”是黃庭堅（1045-1105），“米”是米芾（1051-1107），而“蔡”本來是指蔡京（1047-1126），可惜蔡京人品欠佳，曾勾結宦官童貫（1054-1126），對百姓加以剝削，被稱為“六賊”之首，因而從“四家”之中除名，由秉性忠直，為民請命的蔡襄（1012-1067）取代。蔡襄於皇祐二年（1050）從福建回汴京修起居注，於是由福州一路北行，曆時半年多。他把途中所有見聞和感受寫成《自書詩》。當時蔡襄年約四十歲，由於這篇是屬於個人詩稿，所以不刻意寫得工整，反而使得書法飄逸瀟灑，可以代表蔡襄中年書法沉穩端麗、清健圓潤的書風特色。
傅山（1607-1684）在明亡後，仍念念不忘舊主恩澤，四十七歲時因反清而被捕入獄，後來得朋友救出，便發誓不在清廷為官。康熙皇帝為了籠絡人心，於是頒詔天下，令官員推薦“學行兼優，文詩卓越”的人應考博學鴻詞科，當時已七十二歲的傅山被推薦考試，他因忠於前朝，寧死不肯應試，康熙隻好把他放還。傅山很著重書法家的品格修養，經常強調“作字先做人”。傅山原來是很愛學習趙孟頫和董其昌的書法的，但後來有感於趙孟頫以宋朝皇室後裔入元朝做官，而清朝皇帝康熙特別喜愛董其昌的書法，所以批評趙、董二人“淺俗”，改學忠肝義膽的顏真卿。從傅山的作品《七絕詩》中，可以看到他的書法氣勢奪人，運筆縱橫馳騁，筆畫勁利剛健，頓挫起伏，仿如把亡國之痛，懷念故國的苦惱，不屈膝清廷的梗概都訴諸筆墨，形成了縱橫跌宕、真率樸實的草書風格。
將人品聯係到書品，這種品評標準是我們當代人所難以認同的，但可以理解的是，古代社會中懂得寫字的大多數都是士大夫，屬於古代社會的統治階層，如果士大夫缺乏品格操守，政治便會腐敗，也害苦了市民百姓，所以要“字正人正”。然而，客觀事實上，單憑字本身是無法聯想到書法家的人品的，正如上文提到的蔡京也是個了不起的書法家，所以用書法去印證人品是行不通的。反之，當我們了解書法家的生平、性情，再欣賞他的書法作品，是能夠對他的風格有多一點的體會。例如張旭、懷素嗜酒，醉後癲狂，他們的字也豪放不羈；王羲之、王獻之的思想有晉人清淡飄逸的傾向，所以書法寫得瀟灑秀麗。從這個角度去欣賞書法，不但增添趣味，建立起個人與書法家及其作品的感情，更可體現出中國文化追求道德人格的優良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