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坐標中的萬隆會議
封麵話題
1955年4月18～24日，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因此也稱為萬隆會議。共有包括中國在內的29個亞非國家出席。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反對殖民主義、爭取維護世界和平和和平共處，增進各國的友好合作。萬隆會議是曆史上由亞非國家第一次自己處理自己事務的國際會議，表明了亞非國家正在作為一支新興的力量登上國際舞台。會議創造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本內核的“萬隆精神”。
萬隆會議是新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一次登上了國際政治舞台，闡述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代表的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並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首先成為亞非國家處理國家關係的準則。這一原則逐漸為世界各國所承認，成為指導國際關係的普遍原則。
——摘自徐藍主編：《世界近現代史1500～2007》
1被迫的加入：在體係中改變自己
“國朝柔遠記”
清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大清王朝“入主中原”、由僻居滿洲一隅的地方政權變成繼承明王朝大統的全國性政權已經五年，正在著力平息各地抵抗，取得對前朝全部領土的控製，滿清大軍已進入福建。他們遇到了滯留於此的琉球、安南、呂宋三國使臣。他們本是來向明朝進貢的，或許恰逢戰亂，因此留閩未還。清軍將三國使臣執送京師。清廷立即意識到，這是宣示繼承明朝對海外藩屬的宗主權的天賜良機。於是清廷命賜三國貢使衣帽緞布，並以順治皇帝名義各給敕諭，遣送三國使臣各歸本國，詔諭其國王。頒給三國國王的詔書，除對方國名之外，內容完全相同：
“朕撫定中原，視天下為一家。念爾琉球（安南/呂宋）自古以來世世臣事中國，遣使朝貢，業有往例，今故遣人敕諭爾國，若能順天循理，可將故明所給封誥印敕，遣使齎送來京，朕亦照舊封錫。”
短短的敕諭，透露出大清王朝在自我認知和對外認知方麵的基本意識：在繼承前朝江山的同時，努力恢複已經傳承千百年的朝貢製度。
中國先民在自身發展以及與周圍世界的接觸中，逐漸形成一種獨特的天下觀。在這種觀念中，“華夏”居於天下的中心，周邊各族則是處於教化之外的夷狄蠻戎。從華夏到諸夷，再到更加遙遠的外部世界，形成一種由中心向邊緣漸次擴展的格局。隨著中央王朝統治範圍的擴展，一些邊緣地區逐漸被納入版圖，成為“中心”的一部分，而更遠處的地區則又成為新的邊緣地帶。華夏本土與周邊世界共同構成所謂“天下”。“天子”擁有統治天下的權利，但夷夏之間有嚴格的尊卑之分，形成今人所謂“華夷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這種觀念的體現。在對中原本土建立直接的行政統治的同時，中央王朝與周邊民族或國家逐漸形成後世所謂的朝貢關係。夷狄可以接受天朝教化，可以成為天朝屬國，朝覲天朝皇帝，向天朝納貢，其君長踐位須受天朝冊封。這就是所謂朝貢體係或華夷秩序，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古代東亞國際關係的基本框架。
在清王朝治下，這種古老的東方朝貢體係迎來了最後的輝煌。
順治年間清廷的做法，極像是約300年前明朝初建時的行為。在經曆了蒙元帝國的武力統治和四處征伐後，明王朝重建漢族統治，隨即遣使四出詔告鄰國，迫切地表明了重建朝貢體製的願望。如其所願，明初幾年即先後與安南、高麗、占城、爪哇、琉球、日本、渤泥等十幾個國家建立了朝貢關係，而“海外諸番”與中國來往者多達數十國。隨即發生的鄭和下西洋壯舉，更使明朝聲名遠播，遠至南亞、阿拉伯世界和東非海岸的許多國家派遣使團隨鄭和船隊來華朝貢，“萬邦來朝”局麵呈一時之盛。這一切顯然對初定中原、亟需以“萬邦來朝”局麵彰顯統治合法性的清朝具有極大的誘惑力。
但是，正如雷頤所說，清王朝根本不可能意識到，它已經麵臨著與明朝完全不同的國際局勢。“恰恰是在這年，在歐亞大陸另一頭，在德意誌的威斯特伐利亞，一個國際會議正在召開，當時歐洲幾乎所有國家都參加了這個會議，以後的曆史表明，這次會議將對全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直到現在。”雷頤說。
就在明王朝、各地反明起義力量和虎視眈眈窺視關內大地的滿清勢力展開激烈角逐的同時，歐洲也正在經曆一場曠日持久的慘烈戰爭，史稱“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幾乎所有歐洲主要國家均被卷入。而此時的歐洲正在擺脫中世紀局麵，法國、英國、西班牙、荷蘭和瑞典等皆已成為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建設強大民族國家和國家利益至上的觀念漸成主流，國家主權和國際法概念初步建立。威斯特伐利亞會議就是為了結束這場使所有參戰國死傷慘重、損失巨大的戰爭而召開的。就在這次會議上，這種新的國家觀念和國際法觀念得以體現，並由此形成一種新的國際關係體係和準則。
《威斯特法利亞和約》標誌著近代國際體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一係列國際行為準則開始誕生。國家主權平等、國家獨立和國家領土的原則，以國際會議形式解決國家間爭端，國家間的條約必須得到遵守，外交使節常駐他國，這些現在看來都是國際關係中的常識，就是從這個條約開始確立下來的。根據這些原則，歐洲建立了第一個近代國際關係體係，即威斯特伐利亞體係。
其後400年間，歐洲國際體係以及這些準則屢遭挑戰，一些重大挑戰還曾導致大規模的國際戰爭，而戰爭平息後新的體係會建立起來，如拿破侖戰爭與維也納體係，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凡爾賽—華盛頓體係，第二次世界大戰與雅爾塔體係，但這些準則在每一種新的體係中依然被奉為圭臬。雷頤說，這些體係和準則本來是為了解決歐洲國家之間的紛爭，但隨著歐洲列強的殖民步伐，它們也逐漸向全世界擴展。當它來到東亞，就與東亞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係發生直接對抗。
大清王朝當然不會意識到世界已進入由歐洲主導的資本主義時期這個事實。此前，歐洲已經經曆了文藝複興、地理大發現和宗教改革這些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曆史過程，而且民族國家形態也已基本確定；此後，歐洲國家還將發生啟蒙運動、資產階級政治革命、工業革命以及爭奪殖民地並瓜分世界等一係列事件。歐亞大陸東端這片廣袤土地在重溫著天朝大國舊夢，而西端那個狹小的歐羅巴海角經曆了幾百年天翻地覆的變化，正在走上引領世界的路程，而源自歐洲的這種國際體係，也將隨著它們的腳步覆蓋世界。
西方列強在彼此之間建立了一係列規則，卻從未想過在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交往中遵守這些規則。它們執行的是典型的雙重標準。西方引領世界是通過血與火的方式實現的，非西方世界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
列強全球擴張的腳步很快踏上了中國的周邊，並一刻不停地向中國本土進發。朝貢體製立即暴露出它的落後性和不適應性。就在大明朝沉醉在萬邦來朝景象之中時，列強開始以南亞和東南亞為基地，覬覦中國的土地和財富，並設法盤踞了澳門和台灣。而明朝仍以為“佛郎機”（葡萄牙）和“紅毛夷”（荷蘭）不過是南洋小國滿剌加（馬六甲）近旁新近出現的又一兩個小國，而且是“掠小兒為食”的食人生番，而那些踏上天朝土地的殖民者，不過是前來向天朝貢獻方物的。
一切外國皆為藩屬，一切外國使者皆為貢使。沒有“國家間”外交的觀念，沒有與中國平行的多元的國家觀念，也沒有國家主權、領土和邊界概念。王之春（1841～1906年），清末參與洋務官員，1879年奉派出使日本，1894～1895年奉派出使俄國，吊唁俄皇亞曆山大二世去世並恭賀尼古拉二世嗣位，借此行遊曆英法德俄諸國，考察各國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生活，成為一位具有國際視野和近代意識的官員。他痛感清朝遭受列強侵辱的經曆，因此編成一部敘述清代順治元年（1644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西交涉以及清朝與鄰國關係史實的著作《國朝柔遠記》。書中所載清王朝有悖現代外交常理之事頗多，例如雍正年間安南（越南）與中國雲南邊境地區發生的“四十裏爭地案”。在此案中，安南國王在其爭地申辯遭雍正斥責後表示悔罪，雍正滿意之下竟將已收回中國的四十裏地複又賞給安南，諭曰：“在王既知盡禮，在朕便可加恩，況此四十裏之地，在雲南為朕之內地，在安南仍為朕之外藩，一毫無所分別，著將此地仍賞賜該國王世守之。”
這就是中國麵臨西方國際體係時的狀況。王之春也不得不將他的著作命名為《國朝柔遠記》，沿用傳統華夷秩序下的“懷柔遠人”觀念，以使該書被朝廷及官員們接受。
“天朝體製”的崩潰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國馬嘎爾尼使團訪問中國的故事，人們已經耳熟能詳。雷頤援引此例說明當時清朝認識世界的水平。從皇帝到各級官員，依然認為這隻是又多了一個來自遙遠的化外之地的朝貢者，依然用以上對下的形式對待他們，使團的船上被插上“英吉利貢船”的小旗，英國使臣被要求向皇帝行叩頭大禮，乾隆給英國國王的賜書依然自稱“天朝”，標榜“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拒絕貿易。
即使王之春，也隻能用“秋八月，英吉利來朝貢”這樣的字句記載此事。不過，他全文照錄了乾隆那篇“賜英吉利國敕書”：“谘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齎表章，航海來庭，叩祝萬壽，……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然後就是長篇大論地反複以“與天朝體製不合”為由，斷然拒絕一切通商等要求。
十幾年後另一個使團——阿美士德使團來見嘉慶皇帝，嘉慶依然如此對待他們。
雷頤說，直到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這個意識依然改不過來。《中英南京條約》規定開放五口通商，到中國的外國人多起來了，這就麵臨著一個由誰、怎樣跟外國人打交道的問題。在傳統的朝貢體係下，與外國打交道是由理藩院和禮部分別管理的，前者負責與中亞鄰國的關係，《中俄尼布楚條約》後中俄事務也歸其管理。後者負責與東部南部朝貢國家的關係，這也反映出朝貢關係具有極強的禮儀性質，規定朝貢國家幾年一貢、貢品如何、從哪上岸、走何路線等。開放五口通商後，清王朝依然認識不到國際秩序已經變化，還想維持天朝上國那套做法，最後想出一個荒謬的辦法，把外交大權交給地方官員。五口都在長江以南，於是設立南洋大臣，先由兩廣總督、後改由兩江總督兼任，來管理和外國人打交道的事。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北京條約》簽訂，北邊又開放三個通商口岸，於是又設立北洋大臣，由直隸總督兼任。清政府拒絕外國使節進駐北京，而由北洋大臣負責與他們的聯係。這樣，實際上清政府是把相當一部分的外交權下放給了地方。在清王朝的意識中，你的國家隻能和我的地方官打交道。由此也可看出清朝對外意識和觀念的落後。
但是，就是在不得不一次次與外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清王朝其實已經不自覺地逐步加入到近代國際體係中。雷頤說，畢竟許多具體問題需要處理，比如外國使節要見中國皇帝，要遞交國書，要有一套禮儀，這都是威斯特伐利亞體係所確定下來的外交規則。這個規則跟中國能夠對接嗎？如果清朝還要求外國使節給中國皇帝下跪呢？在同治皇帝年幼尚未親政時，這個矛盾暫時可以回避。但清政府也明白，遲早會麵臨這個問題。中國也不能一直不向外國派出使節。正在此時，即1867年，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屆滿離職，辭行時對主持洋務的恭親王奕表示以後願意繼續提供幫助。清廷對此人較為信任，於是詢問他是否願意作為中國使節出訪各國，蒲安臣覺得這符合美國利益，於是答應下來。這樣，蒲安臣被任命為“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於次年率領第一個中國駐外使團前往美國，後又到英國、法國、荷蘭、瑞典、丹麥、普魯士和俄國。
雷頤說，這本是中國與國際體係接軌的一件大事，但在清政府方麵還有這樣一個考慮：蒲安臣是外國人，他見外國元首是用握手禮節，這樣今後外國使節見中國皇帝就對等地不用下跪了。清政府並不認為讓一個外國人當自己的外交使團團長有損自己主權，因為它對此毫無概念，反而把是否下跪看得比什麼都重要。類似的糾結還有很多。同治皇帝長大並且親政了，外國使節還是要向他遞交國書的，那怎麼辦？清政府官員中仍有人堅持必須下跪，而李鴻章和奕這些洋務官員早就認識到這是不可能的。奕煞費苦心地解釋說，外國人給中國皇帝鞠躬，可以看作行“立叩”禮，即站著叩頭。還有一個大臣說，這些夷狄之邦是犬羊之性，給你跪也不是你的光榮，不跪也不是你的恥辱。就這樣，清朝算是接受了外國使節不需叩頭的做法，但堅持要求外國使節從一鞠躬改為三鞠躬，雙方算是終於達成了妥協。
但意味深長的是，這種做法在日本使節處卻碰了壁。在清政府看來，這套鞠躬禮不適用於日本使節，日本應像其他朝貢國那樣繼續對中國皇帝行跪拜禮。但日本已經曆明治維新，對清朝這種天朝大國做派極為厭惡，豈能接受這種安排！不僅如此，日本連三鞠躬都不接受，隻堅持按照國際慣例鞠一躬。而中國也隻能接受這個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