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曆史研究能不能從假定出發
對這個問題，似乎當今史學界早有定論。胡繩武在《正確認識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與改良》一文中說：“曆史研究隻能從曆史事實出發，不能脫離曆史真實，按照自己的思想情緒和意願來重新假定曆史應該是什麼樣子”（《光明日報》1996年3月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天石的文章《曆史研究不能從假定出發》（沙健孫，龔書鐸編《走什麼路》第384頁）也指出：現在有“這樣一些同誌，研究問題的出發點是假定出發，而不是從既成的曆史事實出發。曆史學的任務是研究已經過去的曆史，研究已經過去的社會生活裏的事件，隻能從既成的事實出發，而不能從假定出發。……這種從假定出發來進行曆史研究的風氣是不可取的”。照此說，曆史學的任務就是原原本本地從事實出發，去認識“已經過去的曆史”或“已經過去的社會生活裏的事件”是什麼、不是什麼就足夠了。至於曆史本來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對後世的曆史啟迪又是怎樣，則不在“曆史學的任務”之列。無疑，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鑒古”的目的是為了“知今”。反過來講，要比較透徹地“知今”就必須辯證地“鑒古”。怎樣辯證地“鑒古”？如果囿於已經發生了的事件及其教訓，而看不到未發生和可能發生的潛在趨勢，不能從正、反、縱、橫多角度、多側麵去考辨曆史，就很難科學地把握曆史的脈搏，很難弄清曆史的真諦，也很難理清曆史與現實的演進規律——而這一多視角、深層次、全方位的考辯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靠“假定”這種科學的思維方法。無數科學先驅的實踐也證明，“假定”是揭示事物之間相互聯係及其規律的重要方法論。如果沒有“假定”，那麼人類要獲得擁有當今文明成果的社會進步是不可想象的。哥白尼、牛頓、愛因斯坦等所揭示的科學真理無一不是先從假定入手。曆史是一門科學，研究科學的方法也同樣適用於曆史。從這個意義上說，“假定”是打破泥古的僵化局麵，給曆史研究帶來一縷清風的“點金術”，它能使人思路開闊、辯證、清醒，認識曆史事件更客觀、更深刻、更全麵。譬如，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對諸如關於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反帝反封建鬥爭和曆史人物的評價等若幹重大問題進行方法的爭論所形成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可喜局麵，從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假定”方法論的靈活應用。譬如，有的曆史學家提出：如果鴉片戰爭遲幾年爆發；如果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所搞的洋務運動成功了，如果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成功了，如果中國當時執行一條“孫子”戰略；如果說，革命是一種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則是一種能量的積累。又如：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社會性質是否有礙於現代化運動？將滿清推翻、民族獨立是否就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外國列強的入侵是否具有傳播近代西方文明、醞釀和促進中國新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加速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作用？革命是不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唯一途徑？21世紀能不能革命，並繼續把革命當作聖物那樣憧憬、謳歌、膜拜？農民革命是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對社會發展起推動作用的究竟是奴隸革命、農民革命，還是努力發展經濟的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和資本家？還譬如，曾國藩、西太後、李鴻章、奕訴、張之洞、袁世凱等等算不算“是可稱為文化精英的傑出的曆史人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師以及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脫穎而出是否得益於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寬鬆政策？凡此種種，這些“假定”的提出，對我們從不同角度認識和理解近代曆史，摒棄流行多年，奉為定論的概念、範疇、命題、判斷，重新審視曆史，衝破思想禁錮，無疑是大有裨益的。可以想象，如果沒有這些“假定”，或者隻是一句“曆史不能假設”來加以武斷、粗暴、簡單地否定，近代史的研究很可能隻是“萬馬齊喑”，死水一潭，至少缺乏爭鳴的良好學術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