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偉人孫中山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為了使災難深重的中國從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中崛起，不知凡幾的仁人誌士殫思竭慮，以謀求民族的新出路。在他們當中，就中國近代而言，思考之精密，方案之完整，影響之深遠莫過於兩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康有為和孫中山。
一、百年憂患，先哲奮起
鴉片戰爭前的清代，中國一直以獨立自主的姿態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可是到了清朝中葉之後，當西方世界步入資本主義軌道而向前迅跑的時候，卻像一隻沉睡的獅子，對外界十分冷漠，乾隆皇帝在1793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來訪時，致書英王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兩年後更建議英王“效法”中國，“在各方麵推進仁政及和平”。真是不識時務的一派蠢話！最可悲的是，如此清朝主政者，直到西方資本主義用武力敲擊中國大門的時候，依然我行我素，不知更改，結果吃了大虧，蒙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恥辱，使中華民族從鴉片戰爭開始，日益嚴重地陷入關乎生死存亡的危機之中：土地被割取，主權被侵奪，財富如同衝出斷脈的血液，從中華巨人身上源源流入資本主義列強之軀。由此產生的如下一組統計數字，至今仍令炎黃子孫怵目驚心，屏息於亡國滅種的危難之中。
從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的中日《證券改借契約》。中國政府被迫正式簽訂害己利人的各種中外條約共達728份；從1842年英國“割取”香港，到1914年沙俄出兵我唐努烏梁海地區的72年中，東西方列強從中國奪去17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從鴉片戰爭開始，清朝政府的曆次戰爭賠款，總數達13，418億元；從1843年到1901年的58年中，中國政府被迫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有82處，遍及從黑龍江到廣東、從台灣到新疆和西藏的東西南北中廣大地區；從1845年到1904年間，稱為“國中之國”的外國“租界”，遍布我國16個大中城市，共占地89061畝；從1859年至1898年間，先後出現的“租借地”不少於3204平方公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敵入堂奧和國貧民困的險惡形勢，促使眾多關心國事民瘼的有識之士，從鴉片戰爭開始，便一直在積極尋找中華民族的新出路，可謂“百年憂患，先哲奮起”！
首先站出來指明時代變遷，反對以舊的眼光看待西方，主張麵對現實，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是從清朝封建統治營壘中衝殺出來的林則徐和他的好友魏源。林則徐以睜眼看世界的襟懷，衝破清朝閉關政策，不但建議“以通夷之銀，量為防夷之用”，由粵海關撥款仿製西方新式武器，而且提出了在當時具有振聾發聵意義的主張：“師敵之長技以製敵”。魏源在林則徐的基礎上，更廣泛和係統地闡發了這一具有時代氣息的新思想，把“師敵之長技以製敵”擴展為對中國近代百年具有深刻影響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口號，認為凡“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所有西方之長技都在學習之列，軍事技術如此，民用製造亦然，其產品“或自用，或出售”，均聽其便。魏源甚至對西方民主政治表現出向往之情，稱瑞士為“西土之桃花源”。在約經20年以後，林則徐的門生馮桂芬，不但醒悟到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不如西方，屈於英美法俄四國之下，而且認識到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非天時地利物產之不如也，人實不如耳”！認為改變這一屈辱現狀的唯一辦法“莫如自強”，“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相信如此堅持下去，中國終將駕西人之上，“雪從前之恥”，“完然為廣運萬裏地球中第一大國”。與馮桂芬同時代的太平天國後期領袖洪仁玕，也提出“欲與番人並雄”的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綱領性文件《資政新篇》。
但是，在戊戌變法前，救國思想之集大成者是鄭觀應。他雖然以“工商立國”和對西方實行“商戰”主張，與洋務思潮結下不解之緣，但又以要求在中國實行西方議會製度而超越了洋務派，靠攏了隨之出現的康、梁維新派。在他看來，洋務派的作為都是“是古而非今，逐末而忘本”。那麼西學的本原是什麼呢？他說：“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實行“適中經久”的“英德兩國議院之製”，即君主立憲製度。鄭觀應的見識終究比前人略高一籌，為中華民族找到一條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的新出路。
比鄭觀應的思想更加嚴密完整，並為它的實踐付出血的代價的，是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憂國憂民的康有為，早在青年時期遊曆了香港和上海“十裏洋場”之後，就不但知道“西人治國有法度”、“西人治術之有本”，從而“大講西學，始盡釋故見”，而且努力把自己的新知識付諸實踐，並最後導致了1898年的戊戌維新運動。戊戌維新的目的，是企圖把中國引上日本式的資本主義道路。他說：“通天下之氣，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才，政未有善於議院者也，泰西之強基於此矣，日本又用之而強矣”。“日本變法”，就是“以民選議院為大綱領”的。故而康有為極力主張中國變法必須以明治維新為模式，以日本政製為藍本。戊戌維新，就是康有為及其維新派這一君主立憲思想的實踐。
戊戌的變法失敗了，而相隔13年的辛亥革命卻成功地結束了清王朝統治，開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新時代。盡管瞬息之間，政權轉入袁世凱的控製之下，然而孫中山依然興高采烈地宣布：“今民族、民權已達目的，惟民生問題尚待解決。”由此，在而後相當長的歲月中，孫中山始終注目民生，希望用他的民生主張，造福中華民族。
二、康有為的主要經濟思想
康有為（1858—1927年），是19世紀末期資產階級變法維新運動的領導者和主要理論家。其經濟思想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1902年以前，特別是1898年的戊戌維新變法失敗之前，其主要經濟思想反映新興資產階級發展民族工商業的要求，基本上是進步的；第二個時期，1902年以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興起，康有為反對推翻滿清統治，主張立憲，為清政府的封建統治進行辯護，其經濟思想逐漸走向反動。綜觀康有為的進步經濟思想，主要有兩個特點：
第一，形成了全麵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綱領。在康有為的變法主張中，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占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其中《公車上書》提出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即“富國”和“養民”的各項主張。所謂“富國”，實際上是要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包括鈔法，鐵路、機器、輪舟，機器采礦，統一貨幣，發展郵政等六項具體主張。鈔法和鑄銀就是要建立資本主義的近代金融製度，鐵路、輪舟、郵電，即發展新式交通運輸、流通事業。這些都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養民”，包括“務農”、“勸工”、“惠商”，其中，務農、勸工、惠商是以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流通為具體內容；“恤窮”除了安定統治秩序的目的外，也有收養遊民使其勞動，並習慣於遵守資本主義的勞動紀律的意義在內。他還堅決反對洋務派壟斷新式企業，他認為除了個別事業（如貨幣、郵政外）其餘都可以放手讓私人去經營，國家起服務的作用，如培養企業人才，批準專利，減免稅收等等。不主張國家辦，認為國家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