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開辦探索
●吳南生質問中共汕頭地委的領導們：“我們當年豁著性命扛起槍杆鬧革命，可不是為了換取眼前的這樣一幅江山啊！”
●王全國說：“我們迫切要求進行體製改革，使地方在中央統一計劃下，省、市、自治區真正有一級計劃、財政、物資。”
●習仲勳的彙報得到了政治局委員們的讚許和支持，廣東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國務院下決心，想給廣東搞點特殊政策，與別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權大一些。
● 開辦探索
共和國故事·改革前沿廣東提出開辦加工區
1978年，中國高層領導人一改以往很少出訪的慣例，形成了一股出訪熱，一年中有13位副總理和部分副委員長以上的領導人，先後21次訪問了51個國家。
在這這股出訪熱中，領導人的出訪方向主要有兩個：西歐、港澳。
這些地區以往都被看作是代表資本主義的，而此時領導人如此頻繁地訪問這些國家和地區，無疑在向人傳達著某種信息。
果然，這一年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於是，改革開放就成為了當時最緊迫的任務。
1979年新年伊始，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吳南生前往汕頭等地，傳達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精神。
到達汕頭後，進入吳南生眼簾的除了貧困和落後，便是在破敗的街道上四處漫溢散發著臭氣的糞便。
看到汕頭的落後，吳南生質問中共汕頭地委的領導們：“我們當年豁著性命扛起槍杆鬧革命，可不是為了換取眼前的這樣一幅江山啊！”
此時，吳南生想起一位海外的朋友為他出的主意，那位朋友問他：“你們敢不敢辦像台灣那樣的出口加工區？敢不敢辦像自由港這一類的東西？如果敢辦，那就最快，你看新加坡、香港，他們的經濟是怎麼發展起來的？”
此刻，看到汕頭的景象，再回想到那個朋友的話，吳南生的思緒久久不能平靜。
夜已經深了，而吳南生卻沒有絲毫困意，經過長時間的思慮後，吳南生拿起筆，開始給廣東省委寫了一封電報。吳南生在電報中寫道：
仲勳、尚昆同誌並報省委：
汕頭地區勞動力多，生產潛力很大，對外貿易、來料加工等條件很好，隻要落實政策，調動內外積極因素，同時打破條條框框，下放一些權力，讓他們放手幹，這個地區生產形勢、生活困難、各方麵工作長期被動的局麵，三、五年內就可從根本上扭轉……
這封隻有1300字的電報，後來被人們認定為是中國創辦經濟特區的先聲。
收到吳南生的電報後，廣東省委辦公廳負責人陳仲旋非常重視，他馬上讓辦公廳“即打印，發常委、副主任”。
1979年2月28日，吳南生回到廣州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就親自上門，同吳南生交換意見。
3月3日，也即是吳南生回到廣州的第三天，中共廣東省委召開常委會。
在此次常委會上，吳南生的關於提議在汕頭開辦出口加工區的想法，獲得了常委們的一致認同。
同時，在此次會上，廣東省委還認為廣東有兩大優勢：毗鄰港澳，華僑眾多。隻要中央在經濟政策上給與廣東充分的自主權，廣東就可以完全利用這兩個優勢，加快廣東經濟發展的步伐。
因此，廣東省委認為，不單是在汕頭辦一個出口加工區，還應該在珠海、深圳也辦。
最後，廣東省委決定，把開辦出口加工區的想法報告給中央。
1979年4月2日下午，廣東再次召開省委常委會，會議由省委第二書記楊尚昆主持。參加此次會議的，除省委常委外，還有有關經濟部門的負責人。
此次會議主要是聽取廣東省對外經濟聯絡辦公室起草的《充分利用廣東有利條件、開展對外技術交流》的彙報，當吳南生正要走進會場時，一位女秘書叫住了他。
女秘書神情緊張，悄聲說：“吳書記，我有些怕。”
吳南生問：“你怕什麼？”
女秘書環顧了一下四周，才說：“我怕您被抓起來。”
事實大大出乎這位女秘書的意料。吳南生不僅沒有被抓，他的發言還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可。
在會上，吳南生激動地說：“要向中央提出幾個大的要求，要中央下決心讓廣東先走一步，搞幾年，待有了經驗，如認為可行，全國可以推廣。”
常委們聽了吳南生的發言後，大家認為應該請示中央考慮廣東的特殊情況，讓廣東在四個現代化建設中一先走一步！為此，常委們提出了具體要求：
1、對廣東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的審批權適當下放，對外彙分成更多地予以照顧，對資金、物資的安排大力給予支持；
2、將深圳、珠海和汕頭市的礐石、達濠三地劃為對外加工貿易區。
就這樣，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最早發出了希望改革的呼聲。中央討論決定開辦特區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主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中央黨政軍負責同誌參加會議。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主管經濟工作的省委書記王全國和一位抓農業的省委常委，出席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
4月7日上午，在中南組的討論中，王全國提到經濟上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時，說道：“主要還是由於權力過於集中，地方權力過小，這個問題不解決，擴大企業自主權也是難於解決的，地方沒有多大的權力，還有什麼權力分給企業呢？”
同時，王全國還提出：“我們迫切要求進行體製改革，使地方在中央統一計劃下，省、市、自治區真正有一級計劃、財政、物資。”
4月10日，王全國再次發言。
在發言中，王全國明確提出，對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的審批權限適當下放，對外彙分成更多地給予照顧，對資金、物資安排大力給予支持。
最後，王全國還代表廣東省委建議，運用國際慣例，將深圳市、珠海市和汕頭市劃為對外加工貿易區。
4月24日，王全國又一次發言，他明確提出關於中央與地方分權等問題。
小組討論結束之後，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聽取各小組召集人的彙報。
彙報開始後，作為中南組的召集人，習仲勳對政治局委員們說：“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先走一步。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屬於重要僑鄉的汕頭，各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
習仲勳表示，如果中央能夠給廣東一些在經濟決策上的權力，廣東早就發展上去了。
接著，習仲勳接著講了廣東的經濟現狀和廣東省委關於廣東開放、搞活的設想。
在彙報中，習仲勳重點提到了廣東省委要求中央在深圳、珠海、汕頭劃出一些地方實行單獨的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並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
習仲勳的彙報得到了政治局委員們的讚許和支持，廣東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國務院下決心，想給廣東搞點特殊政策，與別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權大一些。
4月底，在向政治局彙報之後，葉劍英向廣東省委提出，應該向鄧小平作一次彙報。
於是，廣東省委的領導就來到了鄧小平的家。
當聽到廣東要開辦“貿易合作區”時，鄧小平明確表示支持，他還說道：“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
聽到鄧小平的支持後，大喜過望的習仲勳“得寸進尺”，他“趁機”要求中央解決配套建設資金，他對鄧小平說：“中央給點錢嘛。”
鄧小平微笑著說：“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有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支持，開辦特區工作的步伐就加快了。
中央工作會議後，根據各組的發言和建議，又根據鄧小平同誌的倡議，很快形成《關於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彙收入若幹問題的規定》。
“規定”在“要充分發揮廣東、福建兩省的有利條件”一節中指出：
廣東、福建兩省鄰近港澳，華僑眾多，發展對外貿易的條件十分有利。中央規定，對這兩省要采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讓他們在開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彙收入，加速發展地方經濟方麵有更廣闊的活動餘地，為國家四個現代化做出更大的貢獻。
回到廣東後，廣東省立刻成立了由王全國、曾定石牽頭的起草小組，具體負責起草《彙報提綱》和《關於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
5月中旬，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穀牧，率領中央工作組來到廣東、福建。
穀牧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和兩省黨政領導幹部以及專家共同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並共同起草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文件。
1979年5月25日，經過半個多月的反複研究，王全國等人終於起草完畢《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
這個報告包括以下五個方麵的內容：
1、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優越條件；
2、初步規劃設想；
3、實行新的經濟管理體製；
4、試辦出口特區；
5、切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
6月6日，經過討論研究後，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上報這個報告。
7月15日，中央頒發了［1979］50號文件，即《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
《報告》決定：
廣東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和福建省的廈門市，各劃出一定範圍的區域，試辦經濟特區。
在特區內，在維護我國主權、執行我國法律、法令等原則下，實行經濟開放政策，吸引僑商、外商投資辦廠，或同他們合辦企業，引進先進技術，發展對外貿易。
自此，開辦特區的帷幕正式拉開了！0頒布廣東經濟特區條例
1979年5月，習仲勳在對廣東省、地、縣級主要領導幹部談話時，說出了當時自己的心境，他說：“我的心是一喜一懼。”
對於喜，習仲勳說：“‘先走’也好，‘要權’也好，廣東的目的已經達到，能夠在實現‘四化’中先走一步，為全國摸索一點經驗，這個任務很光榮。”
關於懼，習仲勳說：“懼的是我們的擔子很重，任務很艱巨，又沒有經驗，困難不少，怎樣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擔心的。”
在當時，和習仲勳一樣擔心的可不止一人，而是有一大批人，而最為關鍵的是，在這一大批擔心者中還有外商。
當時，吳南生的一位海外朋友就對他說：“你中國無法可依，無規可行，要人家來投資，誰敢來？特區要同國際市場打交道，就不能開國際玩笑。”
要讓外商們放心，必須有法律來保護外商的利益。
事實上，特區的籌劃者們，從事情的一開始，就想到了這件事。
在1979年5月5日第一份《關於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初稿）》中，就明確寫道“建議中央有關單位盡快提出一些立法和章程”。
穀牧到廣東時，也曾經對吳南生講：“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區法》、《特區條例》。”
1979年8月，也就是中央發出50號文件半個月後，《特區條例》的起草工作就開始了。該項工作由吳南生牽頭，秦文俊和曾經做過陶鑄秘書的丁勵鬆具體負責起草工作。
很快，《特區條例》的初稿就拿出了。
然而，由於吳南生等人對外麵的情況不熟悉，思想上的框框又不少，反映在條例中總是同當時世界上舉辦出口加工區的做法區別很大，不能體現造成吸引力的要求。
後來吳南生回憶說：
外麵的朋友看了都搖頭，說我們的條例對投資者不是“鼓勵法”，而是“限製法”。
為此，《特區條例》又進行了多次修改，等到了12月京西會議的時候，已是11次易稿了。
在起草《特區條例》時，尋找理論依據也是一個重要的工作，為此，很多專家學者做了很多工作。
當時，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已經結束，人們對開放問題的認識已經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但是對於辦經濟特區這樣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許多人還存有疑慮乃至非議。
在這樣的一種情勢下，在馬列著作中，尋找相關言論支持特區，無疑是很有用的，對特區來說，它會是一張很管用的通行證。
於是，一批精通馬列的專家學者，被集中到中共廣東省委黨校，一次成規模地找理論依據的工作就此展開。
當然，理論根據當然要在馬列經典著作中去找，這對那些早已熟讀馬列著作的專家學者來說，並不是多大的難事。
很快，他們就從《共產黨宣言》找到馬克思關於國家土地應該有償使用的論述。
同時，理論工作者還舉出了列寧的一段關於改革的話。列寧說：
要樂於吸取外國的好東西，蘇維埃+普魯士的管理製度+美國人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的總和=社會主義。
作為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的話在當時，無疑是權威的，是絕對沒有人敢對列寧說“不”的。
於是，當吳南生把列寧的這句話告訴穀牧時，穀牧非常高興，他笑著連連說：“真是太好了！解決了一個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