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二、法庭調查
●王洪文供認，上海武裝叛亂是“四人幫”長期經營幫派武裝的結果，“主要應由張春橋和我負責”。
●姚文元對起訴書中指控他的罪行，已經做了準備，寫了稿子，今天他是帶了稿子出庭，隨時準備照稿答辯的。
●江青又撇撇嘴，對法庭人員尖叫：我是和尚打傘，無發無天。我怕你們呀！連劉少奇、林彪我都沒怕過，我能怕你嗎？
● 法庭調查王洪文低頭供認不諱
1980年11月24日15時整，王洪文被帶進了設在正義路的第一審判庭。
早在檢察詢問的時候，王洪文對起訴書中說他誣陷黨和國家領導人，搞打砸搶，製造冤假錯案，安插幫派勢力，建立幫派武裝，策動反革命武裝叛亂等7條罪行，基本上供認不諱，並表示願意立功贖罪。
早在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被逮捕。華國鋒當著王洪文的麵，宣讀了中央對他隔離審查的決定。
宣讀完畢，王洪文突然大叫一聲，掙脫警衛員的手，伸開雙手，撲向五六米外的葉劍英。就在他衝到離葉劍英隻有一兩米遠的地方時，中央警衛局的戰士猛衝上去，把王洪文撲倒，死死摁住，給他戴上了手銬。
由於抓捕“四人幫”時，王洪文是唯一一個反抗的人。加上他年輕力壯，情緒急躁，所以，在被抓捕的人中，王洪文是唯一被戴上手銬的人。王洪文被捕後，對他的監管也最嚴。
當天，王洪文被押進中南海地下室，他的情緒很激動，口中罵個不休。後來，王洪文不罵了，情緒一直很低落。
不久，中央決定，將“四人幫”移到秦城監獄關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決定審理“兩案”，由中紀委組成了3個審理組。“四人幫”一案由二組審理。
王洪文接受正式審訊，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的。此時，王洪文的情緒已經穩定下來，他表示願意配合審訊。
王洪文自知罪惡深重，害怕被判處死刑。他極力想保住自己的命，因此在態度上表現得好一些。
另外，王洪文在“四人幫”中，雖然職務比另外3個人都高，是黨中央副主席，但“四人幫”的核心人物是江青，王洪文也要聽江青的。
自林彪身亡、陳伯達下台後，王洪文由主持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上海市日常工作的負責人，一躍而成為僅次於毛澤東、周恩來，居黨內第三的人物。這一點，連當時大權在握的張春橋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在“十大”前的一天，張春橋在中南海談完工作之後，毛澤東突然問了他一句：“王洪文會不會寫文章？”
張春橋回到釣魚台，他就在想毛澤東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問起王洪文，而當時王洪文是張春橋的小兄弟。
張春橋後來便去問江青，江青說：“幾天前，康老跟毛主席談上海工人運動搞得不錯，王洪文是個很值得注意的人……”
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時，年輕的王洪文走上了主席台，作修改黨章的報告，這引起了國內外的震動。
1973年8月30日，中國共產黨十屆一中全會選舉結果：王洪文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
1976年王洪文被捕後，他便急於交待問題，把其他3個人的問題都交待出來，好為自己開脫。
第一審判庭開庭後，第一審判庭審判長曾漢周主持法庭調查。王洪文今天到庭，仍然像11月20日下午開庭時被押到法庭時一樣，神情緊張，內心恐懼，不停地眨動著眼睛。
審判長曾漢周根據起訴書的指控審問王洪文，1974年10月18日去長沙向毛澤東告狀，陰謀篡權的罪行。
1972年５月，周恩來被確診患了膀胱癌，但在大量需要他去處理的內政外交事務麵前，周恩來不得不帶病堅持超負荷的工作，直到1974年６月１日，鄧小平參加聯大特別會議後從美國歸來，他才住進醫院。
周恩來在醫院裏邊接受治療，邊繼續接見外賓，聽取彙報，有時還從醫院裏出來參加會議。鄧小平從1973年春天複出後，經毛澤東提議，又參與黨、政、軍的領導工作。
此時正值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積極籌備工作期間，10月４日，毛澤東提名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四人幫”非常清楚鄧小平和周恩來是他們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為了阻撓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江青先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製造事端，借口“風慶輪”問題，大肆攻擊鄧小平。
“風慶輪”是上海造船廠製造的一艘萬噸輪船，在遠洋航行途中，輪船機件曾發生過故障，交通部派到船上的一位副政委對此有過議論。有人寫了篇《發生在風慶輪遠航途中的尖銳鬥爭》的文章，批判“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所謂“洋奴哲學”。
10月11日，姚文元批示新華社在《國內動態清樣》上刊出，江青14日看到後，就抓住這篇報道大做文章，大肆批判所謂“洋奴思想”、“爬行哲學”，竭力攻擊交通部和國務院，把矛頭指向周恩來和鄧小平。
10月17日，江青又在政治例會上突然提出“風慶輪”問題，強迫鄧小平表態，鄧小平駁斥了她的指責，江青最後竟然謾罵起來，鄧小平憤然退場。
於是在當天夜裏，江青在北京釣魚台17號樓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密謀，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毛澤東誣告周恩來和鄧小平同誌。
法庭上，曾漢周宣讀了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張玉鳳的證詞。證詞說：“王洪文把周總理比作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林彪一夥要搶班奪權。他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來湖南沒有告訴周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誌。我們4個人開了一夜會，商定派我來彙報。趁周總理休息的時候就走。我是冒著危險來的。’王洪文別有用心地說：‘周總理雖然有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家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同誌。’”
“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實際上是‘四人幫’陰謀要搞掉周總理，向毛主席要權。並在毛主席麵前吹捧張春橋怎樣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樣讀書，對江青也做了一番吹捧。毛主席當即嚴厲批評了王洪文，主席說，有意見當麵談，這麼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後找總理、劍英談談。”
曾漢周問王洪文：“你說過這樣的話沒有？”
王洪文承認他談過這樣的意思，他說：“這是江青的話，由我去說的。”
曾漢周問王洪文：“你去長沙為什麼背著周總理和政治局？”
王洪文回答說：“沒有告訴周總理和政治局，是偷偷去的。”
曾漢周問王洪文：“你去長沙告鄧小平的目的是什麼？”
王洪文回答：“要阻撓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
王洪文承認他向毛澤東說過，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他說：“這話原是姚文元講的。”
王洪文還承認，毛主席在聽完他的彙報後，指示他回京後，要多找周總理和葉劍英，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
毛澤東斥責了王洪文，他因此心情不舒暢，沒有按毛澤東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而是買了許多橘子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
王洪文對這個問題交待得很細，情節也對。
王洪文交待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毛澤東逝世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派他回上海組織民兵。
王洪文回到上海後，馬上建立了第二武裝，還突擊發了槍支彈藥，還對民兵們動員說：要準備打內戰。
王洪文交待的這兩件事，是十分關鍵的，因為這兩件事足以證明“四人幫”結黨營私，要篡黨奪權，發動武裝叛亂。這兩件事，是對“四人幫”定性的關鍵所在。此外，王洪文還對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搶、挑動武鬥等問題作了交待。
法庭還宣布：
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指出被告人王洪文於1968年11月，在張春橋的指使下，夥同徐景賢等人，借為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材料為名，編造《陳毅反動言論小集》，在上海“九大”學習班中散發，對陳毅進行誣陷迫害。同時還搜集編造了誣陷葉劍英、李先念、陳雲、陳毅、聶榮臻、李富春、譚震林等人的材料，共76份，1163頁。
審判長問王洪文：“你編印《陳毅反動言論小集》是不是事實，是誰指使你編的？”
王洪文回答：“是事實，是張春橋指使編的。”
王洪文供認，他把這本小冊子散發給“九大”代表，目的是為了“整”陳毅。在“九大”期間，曾用這本小冊子上的材料批鬥過陳毅，然後由他把小冊子強送給陳毅。
法庭投影出示了所謂《陳毅反動言論小集》，宣讀了在押犯徐景賢的供詞和“九大”代表劉萬順的證詞。對於這些證據，王洪文都承認是事實。
為了陷害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在“九大”之前，張春橋還指使王洪文、徐景賢等專門成立了一個“九大材料小組”，搜集了葉劍英、陳毅、李先念、李富春、譚震林、聶榮臻等人的材料。
法庭投影出示了“九大材料小組”搜集整理的葉劍英等人的材料目錄。
審判員問王洪文是不是這個小組的負責人之一，王洪文承認是小組負責人之一，並供認說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王少庸也是負責人之一。
在當天的法庭調查中，還對起訴書指控王洪文和姚文元於1976年１月至９月，指使《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魯瑛派人到中央一些部門和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四川、雲南、黑龍江等省，搜集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材料，誣陷他們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還在走的走資派”、“組織還鄉團”、“翻案複辟”等，進行法庭調查。
法庭宣讀了魯瑛的證詞和有關的出證材料。
審判員問王洪文這是不是事實，王洪文回答是事實。
審判庭對王洪文去長沙向毛澤東告狀的事實，已向王洪文調查清楚，王洪文供認不諱，王洪文被帶下法庭。
12月6日，第一審判庭還對上海兩起武鬥事件進行調查。
王洪文於1966年12月底，在張春橋的指使下，夥同耿金章，組織不明真相的群眾，攻打上海“工人赤衛隊”，製造了康平路武鬥事件。據徐景賢等人起草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中的記載，“工人赤衛隊”共有91人受傷，到醫院治療。
事後，王洪文還發了特急命令，把“工人赤衛隊”的主要負責人“統統抓起來，押送公安局”。
法庭調查中，出示和宣讀了證據。王洪文承認這些都是事實。
起訴書還指控王洪文於1967年８月４日，策劃指揮圍攻“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群眾組織的武鬥事件。
王洪文供認說：“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雖然人數不多，但對我們威脅很大，所以我們研究決定把這個組織搞掉。”
法庭宣讀了張寶林和王承龍的證詞：1967年８月４日，王洪文指揮陳阿大、黃金海、耿金章等人調集了10萬生產工人和上千部車輛和船隻，從水陸兩路攻打，把上海柴油機廠團團圍住。
王洪文還調動了公安局的幾部消防車，用高壓水龍頭掩護，用卡車、起重吊車，把廠門口的路障吊走，把圍牆撞倒，衝進廠裏邊。“聯司”許多人被打傷，廠房車間也被砸爛。
時任上海柴油機廠黨委副書記的徐潘清出庭作證。他說，當時王洪文一夥把“聯司”的人抓一個毒打一個，私人財物，如手表、鈔票、自行車被搶劫一空。國家財產損失350萬元，修理廠房就花了14萬元。
法庭還投影這次武鬥時拍攝的紀錄片中的5個鏡頭。
在人證和書證麵前，王洪文認罪說：“這件事是我策劃的，我是有罪的，我要向全國人民認罪。”
公訴人指出，攻打“工人赤衛隊”和砸上海“聯司”，都是張春橋、王洪文為了奪權、保權，以武力鎮壓群眾的犯罪事實。
12月13日，審判庭對王洪文進行第三次調查。起訴書指控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以上海為基地，抓武裝力量，在他們麵臨覆滅之際，策動武裝叛亂。
1967年７月，張春橋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們控製的武裝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