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備忘錄”反映了日本在中國華北地區野心之大成。麵對日本軍隊咄咄逼人的氣勢，國民黨政府竟步步退讓。7月6日，何應欽複函梅津美治郎：“敬啟者，6月9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擇期遂行。特此通知。”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自此之後，日本軍隊“華北特殊化”的企圖基本上得到了實現。日本軍隊在華北的特權地位，已部分地改變了華北地區的政治屬性。日本軍隊更加放手地開展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
6月27日，國民黨政府指派察哈爾省代主席、民政廳廳長秦德純和察哈爾省政務整理委員會顧問陳覺生等，與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日本駐華使館武官高橋，以換文形式達成《秦(德純)土(肥原賢二)協定》。《秦土協定》主要內容為：(一)張北縣北門守備團長免職；(二)第一三二師軍法處長免職；(三)第二十九軍部隊撤出沽源、寶昌、康保、商都，以地方保安隊維持秩序；(四)中國政府此後不再向察(哈爾)省屯田移民；(五)撤退察(哈爾)省境內國民黨黨部。《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805頁。
《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的簽訂，實際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內的河北和察哈爾兩個省的大部分主權奉送給了日本侵略者，進而助長了日本吞並整個華北乃至滅亡中國的侵略氣焰。
在《何梅協定》簽訂之前，於學忠於6月13日就奉命率第五十一軍離開保定，開進潼關。後又前往甘肅天水，就任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此後，11月1日，國民政府又委任於學忠為甘肅省政府主席。
在東北軍第五十一軍開進潼關後，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主任的陸軍一級上將張學良奉蔣介石之命，於7月22日由武昌飛抵西安，視察陝西和西北駐軍。27日，在張學良的主持下，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第四十軍軍長龐炳勳、陝北“剿匪”前敵總指揮孫楚、第八十四師師長高桂滋、第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第七軍軍長兼第四十二師師長馮欽哉、新編第一軍軍長鄧寶珊、軍分會駐陝北參謀團主任毛侃等召開會議。第八十六師副師長李藩侯代表師長井嶽秀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對陝北紅軍實行碉堡政策和“穩紮穩攻”的辦法進行“圍剿”。31日，張學良由西安飛返武昌。
隨著紅二十五軍長征進入西北革命根據地和中央紅軍主力北上陝甘，蔣介石決定將東北軍主力調入陝甘，進行“圍剿”。9月13日，張學良乘飛機由武昌來到西安。而東北軍除萬福麟的第五十三軍主力留駐北平外，其餘第五十七軍(軍長董英斌)、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及獨立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獨立第一一五師(師長熊正平)，於9月先後開進西北地區。
10月2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特派蔣中正兼西北‘剿匪’總司令，張學良兼副司令。此令。” ②陳元方、史礎良編著：《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長城出版社、陝西旅遊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68頁。
10月3日出版的上海《中華日報》以《徹底肅清“匪患”，將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俟組織就緒，蔣委員長親往巡視，將來由張學良常駐指揮一切》為題刊登了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的命令及有關消息報道。報道說：“總司令部兵站處業已開始籌備，俟正式命令發表後可宣告成立。”②。
西北“剿總”除指揮東北軍以外，還節製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馬鴻逵的第十五路軍、朱紹良的第三路軍及青海馬步芳部，總兵力約在30萬人左右。其轄區是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四個省。
至此，東北軍主力部隊被推上了西北“剿共”戰場。
紅十五軍團連戰連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