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背景之下，中國共產黨多次向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提出的“改造部隊，準備抗日”的建議，被提上了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議事日程。6月15日，由張學良任團長，楊虎城任副團長的軍官訓練團正式開學。由於訓練團團址位於長安縣王曲鎮，所以稱之為王曲軍官訓練團。訓練團教育長由王以哲擔任。從第三期開始，則由東北軍騎兵軍副軍長黃顯聲擔任。總隊長為繆徵流。學員為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連以上軍官，每期學員500餘人。每期兩個月。
王曲軍官訓練團的開辦，使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麵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此之前，楊虎城和張學良部隊也曾開辦過訓練班。如楊虎城從1933年至1935年，曾開辦了西安綏靖公署步兵訓練班。楊虎城自兼訓練班主任，姚國俊、鄒桂五、金閩生、韓成西先後任副主任。學員為該部的連、排長。每期訓練時間為6個月，共舉辦了5期。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前，也曾於1930年10月在東北講武堂內開設了東北步兵研究班，培訓部隊中的校級與尉級軍官。九一八事變後，步兵研究班即停辦。
王曲軍官訓練團開學後，張學良於6月22日對第一期學員和教職員作了題為《中國的出路惟有抗日》的講話。張學良指出：“中國目前是被日本帝國主義支配著，它絕不容我們統一。要想統一，惟有抗日；惟有抗日，才能求得統一。抗日是東北軍最大的使命。”《劉鼎》，第51頁。
張學良的講話，第一次在東北軍內部公開表明了自己抗日的堅定決心。兩廣事變的發生，更堅定了張學良與紅軍聯合抗日的信心。他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表達了自己決心聯共抗日的意願。
7月1日，毛澤東在安塞真武洞(今安塞縣城)致電彭德懷，提出了今後的戰略方針和任務問題。電報指出：我們與東北軍關係現有進一步發展可能。為準備在紅二、四方麵軍北上後不久，東北軍能作政治軍事上的發動(為策應西南〔事變〕甚宣早動)，七八兩月須注大力於該部軍、師、團三級的工作。派較得力的人分途去見軍、師、團長，根據他們的思想程度與接受可能，向他們解釋“抗日”、“反蔣”、“聯俄”、“聯共”等問題。“這個中層是個樞紐，目前最為重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55頁。
第二天，張聞天在安塞化子坪以南的楊家園子村致電已到達保安的秦邦憲，通報了紅軍西征的勝利和統戰工作方麵的新進展。電報指出：“劉鼎不日可來此。東北軍工作有新的進步。張(學良)對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並要求我們派給他高級幹部。”③《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37頁。
電報還告知秦邦憲：“我與(毛)澤東等諸同誌待與劉鼎見麵後即回，大約一星期左右”。③同一天，張聞天還簽署了中央書記處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陳雲的電報，通報了與東北軍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經過。電報指出：東北軍是一支被日本驅趕出來的“亡國亡家”的軍隊，他背後“沒有任何帝國主義”，並受到蔣介石的歧視，士兵質量好，因此，“有爭取其成為優良的抗日人民革命軍隊的完全可能”。②《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38頁。
電報還說及東北軍幹部狀況，指出：“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軍長中以王以哲最好。”“於學忠、董英斌、劉多荃均張(學良)之親信，能指揮之。”“中下級幹部一般都表示歡迎我們”，這就提供了我們“今後將開展一個更好工作的基礎”。②。
張聞天電報中提到的劉多荃是東北軍第一？五師的師長。劉多荃(1897―1985)，字芳渡，遼寧鳳城人。1923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炮兵科。此後，先後任東北軍炮兵排長、連長、營長，軍團衛隊隊副、團長。1929年1月，劉多荃奉張學良之命，處死楊宇庭和常蔭槐二人。1930年3月，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衛隊統帶。後任北平張學良行營衛隊統帶部少將統帶。1933年初，衛隊統帶部所轄部隊改編為獨立第一？五師，劉多荃任師長。一？五師相當於軍一級建製，下轄三個旅。一旅旅長譚海，後為董彥平；二旅旅長唐君堯；三旅旅長高鵬雲。該師駐地在甘肅平涼一帶，後調防陝西洛川。
7月5日上午，劉鼎乘坐張學良的專機從西安來到延安。當天下午，他即徒步趕往安塞縣的真武洞鎮。當天晚上，安塞會議就開始舉行。出席會議的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連夜聽取了劉鼎的彙報。劉鼎此行，還帶來了張學良親筆寫的致周恩來的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恩來同誌：
弟此間必須準備整理，在(再)須六個月功夫。如時機迫切，那就例外了。“貴我兩方屢生誤會，必須互諒互讓而調整之”。外間情況等等，囑劉(鼎)同誌麵達。特此敬祝
努力！並迄代問候諸同誌為盼！
弟張學良啟。
而後用李毅②《張學良遺稿》，第152―153、3頁。
張學良信中最後所寫“而後用李毅”一句，當因為他本人號“毅庵”，而“李”為他的本姓。張學良在《雜憶隨感漫錄》中寫道：“我的祖宗，原為李姓，大概是在家的高曾祖時代，張、李兩家原本是親戚，又同為是由大城逃荒而來者，張家無子絕後，領養李姓之子以繼香煙，遂冒姓了張氏。”②
會議聽取了劉鼎的彙報。會議要劉鼎放手大膽地工作，爭取張學良；強調對東北軍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或把它變成紅軍，而是幫助、團結、改造，使之成為抗日的力量，成為紅軍可靠的友軍。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56頁。
劉鼎回憶說：“天亮了，周恩來讓我抓緊時間睡覺，然後馬上返回西安。我剛睡著，又被人叫醒，原來是毛澤東單獨找我談話。他對我說：‘要記住，當前我黨對東北軍的方針是爭取、團結、聯合抗日的方針，任何不符合這條方針的言行都是錯誤的。你的任務，不僅是像在上海那樣工作，收集點情報，而是要做張(學良)本人的思想工作，做團結東北軍的工作，使東北軍真正成為一支抗日的力量。你不要怕自己年輕，也不要怕沒經驗。我們都在做張(學良)的工作嘛！中央支持你。劉鼎，你這個代表要當好哇！’”《劉鼎》，第195頁。
當天，劉鼎即離開真武洞，經延安城，然後趕回西安。
劉鼎離開後，安塞會議繼續進行，至7月7日始告結束。會議進一步研究了爭取東北軍的工作和中央關於兩廣事變的策略等問題，7月6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劉鼎來，布置了那邊的工作，那邊的工作大有希望。”“中央機關及紅校在保安，軍委後方各部在吳起鎮，洛甫、恩來、我暫在安塞，若幹天後去保安。”③張聞天和周恩來也於當天致電4月間派赴上海工作的馮雪峰，對中央關於兩廣事變的策略進行了闡述。電報指示在當前開展群眾運動工作中，要特別注意“同一切關門主義的堅決鬥爭”，認為關門主義“在目前確是一種罪惡”。電報最後委托馮雪峰轉致黨中央對魯迅和茅盾的敬意，並說：“他們為抗日救國的努力，我們都很欽佩。”《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