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和楊虎城深知輿論宣傳的重要。他們除利用由楊虎城控製的《西北文化日報》印發號外，進行宣傳外，還於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接收了國民黨在西北地區的機關報《西京日報》，創辦《解放日報》，並於當天出版了《解放日報》第一期。解放日報從12月14日起，由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下設的宣傳委員會具體領導。報社社址在西安小南門內的五味什字。總編先後為叢德滋和張兆鱗，陝西地下黨組織派遣魏文伯、韓進等共產黨員擔任編輯。14日出版的《解放日報》第二期在頭版的顯著位置刊登了兩則重要啟事。一則是西京日報社啟事：“本社自(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三日起停刊。所有本社一切社務及債權等，均完全負責交由解放日報接收。特此通知。”另一則是解放日報社啟事：“由(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起，所有西京日報社一切社務及債權等，均由本社完全接收。特此通知。”《解放日報》從1936年12月13日創刊，到1937年2月10日停刊，共出版55期。
為了向國際社會和國內各界說明西安事變的真相，張學良於12月14日在西安電台發表了廣播講話。這一講話的要點是：(一)整個中國眼見就要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而蔣介石仍膠執內戰式的“剿匪”主張，逮捕大批愛國分子，查禁救國刊物，以武力彈壓愛國青年，幾次苦諫均被申斥、拒絕，絕無改變其主張的希望，不得不實行兵諫，望蔣能有最大的反省；(二)絕不是反對蔣介石個人，而是反對他的主張和辦法；(三)這次舉動完全是“為民請命”，絕非造成內亂；(四)向國人提出八項主張，要求共同抗日救亡。《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8頁。
就在張學良發表廣播講話的當天，張學良、楊虎城決定撤銷西北“剿總”，改設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主持西北軍政事務。張學良、楊虎城分任正、副委員長，董英斌任參謀長，並通電全國。臨時軍委設計委員會主任高崇民、宣傳委員會主任郭維城。臨時軍委會辦公廳主任洪舫、政治設計委員會主任高崇民、宣傳委員會主任郭維城。臨時軍委會下設有參謀處(處長鄧玉琢)、黨務處(處長盧廣績)、政訓處(處長應德田)、交通處(處長陳先舟)、軍警督察處(處長孫銘九)、糧秣處(處長張政枋)等機構。
臨時西北軍委會成立後，即於當天決定重組陝西省政府，由原西安綏靖公署總參議王一山暫時代理陝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廳長，任命續式甫任財政廳廳長，任命李壽亭為教育廳廳長，原建設廳廳長雷葆華留任，並任命杜斌丞為陝西省政府秘書長。楊虎城隨後向陝西省政府職員發表了講話，介紹了西安事變發生的原委、經過及重要意義。臨時西北軍委會還於成立的當天，即12月14日，決定成立陝西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由王炳南等五人組織成立。民運指導委員會在當天召開第一次會議，推薦王炳南為召集人(主任)，蘇資深為組織部部長、敖明遠任訓練部部長、王子安任宣傳部部長，宋黎任民眾武裝部部長。
張學良和楊虎城在12日發表的《對時局宣言》中，明確提出了“釋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張。兩位將軍率先垂範，於13日即發布手諭，將西北“剿總”、西安綏靖公署軍法處和陝西省各級法院，及其他各軍事政治機關所押之政治犯，一律開釋。《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47頁。
三天之後，即12月16日，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發出《釋放政治犯的通令》，要求釋放政治犯，《通令》全文如下：
查年來愛國誌士青年，因激於救亡熱忱，思想言行歧異之故，致身遭縲？、坐陷囹圄者，不可勝數。略跡原情，殊深痛惜。現值外侮日亟，國亡無日，自應容納各黨各派，集中一切人才，群策群力，共赴國難。茲特規定釋放政治人犯辦法於下：
(一)凡政治人犯，一律釋放，但有叛國行為之漢奸，不在此限。
(二)政治犯兼犯有其他罪名者，其他罪名，仍依法辦理。
(三)凡應予釋放之政治犯，未經發覺，或曾被通緝，未經緝獲者，一律免予追緝；已經獲案者，不論已否起訴，與已否判決，經訊明後，概予開釋。
(四)凡經緩刑、假釋、保外候訊，或送院反省之政治犯，一律予以開釋。
(五)關於開釋政治犯，應由原偵查或審判機關辦理，但有不得已情形時，即由現在之羈押機關或監所辦理。
(六)關於開釋政治犯，如有疑義，應呈由本會核示。
(七)各機關、部隊、法院、感化院、收容所，統限於令到十日內，辦理完竣，並列表具報本會備查。合亟令仰該□□遵照辦理，轉飭所屬，一體遵照，並仰將奉文日期具報備查為要。此令。抄錄自西安《解放日報》1936年12月16日第1版。
張學良、楊虎城關於釋放政治犯的《通令》下發後，一大批被關押的共產黨人被釋放。其中有曾任中共三原中心縣委書記的趙伯平，出獄後他擔任了重新建立的中共陝西省委下屬的民眾運動委員會主任兼省委黨員訓練班主任。曾任中共三原縣武字區委組織委員的包森出獄後，任楊虎城部特務營第二連指導員。四年後，包森在冀東地區任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兼第十三團團長時，與日本侵略軍和偽軍展開了神出鬼沒的遊擊戰，威震敵膽。在國內幾乎無人不知的電影《平原遊擊隊》中的李向陽，就主要是以包森的事跡為原型而塑造的。
經張學良、楊虎城通令釋放的共產黨員，僅西安一地，就達180餘人。據《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53頁。
12月16日，為了響應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在《對時局宣言》中提出的八項救國主張，由西北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和東北民眾救亡總會等抗日救亡組織發起的西安各界民眾大會，在革命公園召開。會場的主席台上方，醒目的懸掛著寫有八項救國主張的橫幅，會議由中共地下黨員，時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宣傳部副部長，西北文化日報社副社長兼總編輯的宋綺雲主持。張學良和楊虎城應邀出席會議，並在會議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會後，又組織進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活動。
12月17日，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宣布組成抗日援綏第一軍團，以孫蔚如為軍團長，王以哲為副軍團長，馬占山為抗日援綏騎兵集團軍總指揮，郭錫鵬為第一軍團騎兵指揮官，何誌遠為第一軍團炮兵指揮官。臨時西北軍委會並將這一決定通電全國。
由於西安事變發生後，國內外輿論沸騰，反應不一。為了說明真相，張學良於12月19日從西安向英國《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弗雷澤發出一份聲明。張學良並且希望弗雷澤將這份聲明散發給其他外國駐華記者。這份聲明的主要內容如下：
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麵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采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誌。
我因此打電報歡迎南京方麵派任何人來聽總司令的意見，並與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內戰的發展。總司令自然強烈要求釋放他回南京，我個人雖然完全相信總司令會履行諾言，但不能貿然讓他在回南京後被勸說繼續內戰……他同意這一看法，此後他即與我們一樣等待南京派有權處理此事(即提供適當保證)的人員前來，以便總司令能回京，但迄今並無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