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民
幼時常隨大人從靈沼家鄉出發，經文王靈台，沿灃河堤岸，步行五六裏到秦渡鎮趕集，後來又在秦渡鎮政府工作了30多年。在此期間，本人曾參與有關秦渡古鎮的保護、建設和開發決策文件的起草工作。退休後，緣於懷舊之習，使古鎮的輝煌盛況常浮現於腦際。
秦鎮南街老房
秦渡鎮地處戶縣東部，灃河西畔，南、東、北三麵與長安區毗鄰。距西安、鹹陽各25公裏，呈鼎足之勢。當年為紀念道教全真派七子之一馬丹陽，在鎮西門外誌道觀汲水之“丹陽井”所樹碑文稱：“秦渡關中之名鎮也，左清灃而右澇水，背大渭而麵終南，木茂土沃，物豐民繁，介於戶杜之間，實為一方之都會也。”
豐京盛地
秦渡古鎮因水而得名，因水而聞名。《尚書·禹貢》記載，遠古堯帝時代，因水盛流之性狀而得名的灃水，常常泛濫。“禹治之，使之入渭（河）。”從此拉開了人類在該地繁衍生息的序幕。
秦渡鎮(民國初年)灃河石板橋
明、清及民國各代《戶縣誌》均載：西周“豐宮在灃水西，去縣三十裏，文王都豐。”清乾隆年間太史孫景烈在重修《戶縣誌》中明確指出，“秦渡鎮即周豐宮”。《詩經》、《史記》也都對周文王“既伐於崇，作邑於豐”的曆史事實有所記述。在古鎮南門外，曾有西周烽火台（後稱墩台），鎮北門外又有周文王靈台。今秦渡鎮內當陽堡，父老相傳為西周當陽宮故地。從而首開了“秦中自古帝王州”之先河。文王以豐京為根據地，在政治上“發政施仁”，受到人民的擁護和愛戴，設靈囿、靈沼與民同樂；在思想教育上設立辟雍（早期太學），教化人民習禮樂；在軍事上，以薑子牙為參謀，南征北戰，擴大疆域。據史書記載，到周文王晚年，其疆土西達甘肅、陝西一些地方，東北進展到現在的山西黎城附近，南到長江、漢水、汝水流域，東到河南沁陽一帶，逼近商都朝歌，控製了當時三分之二的地盤，為滅商奠定了基礎。以後，周武王雖遷都鎬京，但每作大的決策之前，都要步行25裏“至豐告廟，而後行焉”。成、康各王“亦循之”。因之秦渡鎮曾被譽為“豐京盛地”、“襟帶鎬京”。今與秦渡鎮相連的王渭村（古稱王塢村）有姬姓村民百餘口，常稱其為周室後裔。
秦鎮藥王樓東晉時期，十六國之一的後秦弘始三年（401），帝姚興率文武百官由京城長安赴草堂寺（時稱大寺）聆聽高僧鳩摩羅什講經說法，在灃納水後約1公裏處的灃河西岸，以船為橋設立渡口（今秦鎮丁字街處），從此而得名秦渡（另有一說，在姚興之前，帝姚萇，為了溝通灃水東西兩岸，發展農業生產就已設立了此渡口）。渡口的設立，打破了灃河東西阻隔，成為交通要衝，並通過渡口這個樞紐節點，自然而然向南、北、西三個方向延伸。人來人往，絡繹不絕。商賈紛至遝來，集鎮雛形逐漸形成，城鎮意義上的建設也正式啟動，從而把我國集鎮形成於唐宋時期的結論向前推進了三四百年。至唐代，曆經二百餘年的順路設街，臨街建房，丁字形街道的空間格局基本定型，並出現了安樂繁榮景象。《全唐詩》載有高駢寄李遂良詩：“吟社客歸秦渡晚”之句為鑒。至金、元時代，南、北、西三條街之間空間逐漸擴展繁盛。故商務印書館在《地名大辭典》中指出，秦渡在金代已為鎮，《長安誌》中也將其稱之為鎮。元代繼之，集市貿易活動日漸繁盛。但據舊誌載，“鎮前無城”。據雍正十年（1732）《戶縣續誌·集鎮》記述：清康熙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1706-1708）縣令張世熏（蕪湖人）築城建門，“司閉啟，以衛商民”。以後逐漸將各城牆段連接，直到光緒年間由路春皋（號路二先生）率眾修補完畢。此期間還相繼築有西門、北門、南門、土南門、大南門。五門城樓，其楣題分別為“豐京盛地”、“襟帶鎬京”、“灃水凝輝”、“千岩競秀”、“終南佳勝”。古鎮區麵積達1.5平方公裏，外形輪廓為扇形。鎮內除南、北、西呈“丁字形”三條商業大街外，又有13個村堡，即：薛家堡、高家堡、連城堡、樓北堡、樓南堡、樓西堡、壕六堡、通城堡、鹿（陸）家堡、單家堡、孫家堡、四六堡、中興堡。並在鎮內相繼建造了日月樓、藥王樓、孤魂樓、花樓、土地樓、無量樓、玉皇樓、火神樓、臘八樓等九座樓，因此有“秦渡鎮九樓十三堡”之稱。還有道觀、寺廟十幾處，基督教福音堂一座，鐵旗杆三對，戲樓三座。其中以興國寺最古，藥王樓最為壯觀，可惜今已消失。現僅存明嘉靖二年（1523）興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4）重修的關帝廟大殿一座。這些寺觀、樓廟雖多已無存，但卻為古鎮悠久的曆史譜寫了光輝的篇章。如鎮西門外的誌道觀，又稱“四真堂”，“四師堂”，就是道教全真派創始人王重陽（戶縣祖庵鎮建有重陽宮）的四大高徒馬丹陽、譚處端、邱處機、劉處玄來秦渡設觀修煉之處（今鎮西門外郵電大樓周圍為其故址）。在此，他們分誌插柳，用心護育，每到春夏之交，仙柳爭榮，綠葉茂密。但到元末，柳樹全枯，道觀冷落。明洪武初，當朝賜應夢真人孫碧雲遊覽終南太華時，經過此地，仙柳枯而複榮，重新立觀。元至元二年有《重修四真堂記》，並有四師堂插柳詩：“四師分誌插柳栽，馬譚劉邱意徘徊；各人分誌登仙路，萬古仙名震秦街。”流傳於後世。
秦渡古鎮及其周邊的人文景觀，是古城西安曆史環境的組成部分。距鎮北二裏處，有周文王靈台（今屬長安區），《詩經》記載，是當年周文王發動當地百姓堆土“不日成之”。舊誌載：靈台“在豐宮北，高二丈，周百二十步；上有文王閣”，以祭祀和發布時令節氣，教化黎民。又據唐魏王李泰《括地誌》及康熙年間《戶縣誌》記載，周文王在靈台附近引灃水設立辟雍，教化天下之人明達和諧，以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秦渡鎮北門外，曾有一枯骨塚，漢劉向《新序》記述：當年築靈台挖土時，掘得死人骨，文王得知後，命人將其重新埋葬，屬下人說：“此骨無主”，文王說：“有天下者，天下人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人之主，寡人者，死人之主，又何求？”遂令“以衣冠更葬之”。天下人聞之皆曰：“文王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後來人們又在塚旁修建枯骨廟一座，以為祭祀。唐代在靈台上建起一座寺院叫“平等寺”，至今香火不斷。鎮西二裏處的滹沱（今改寫“扶托”）村是西周時古村落遺址，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鎮西北三裏處的花園村曾是西周禦苑的花園頭。鎮西南五裏處的張良寨村，傳說因漢代張良曾居住於此而得名。此村之北，20世紀80年代村民建廠時曾發掘出元代賀氏三傑（賀賁、賀仁傑、賀勝）之一賀仁傑之墓，出土文物有墓誌銘一塊，銘記了其父賀賁在家鄉慕旗寨（今北龐村東頭）建房挖地基時，從地下得白金三千七百兩，將其中二千五百兩捐予忽必烈以助其完成統一大業的史實，同時也進一步證實賀氏家族的故鄉就在秦渡鎮地區，並為研究這一時期的曆史文化提供了實物史料。鎮西十裏處的龐村有一羅漢寺（俗稱龐村寺）“始自東漢明帝之初”，時稱“白馬招覺院”，是我國最早的佛寺之一。相傳武則天的“麵首”馮小寶（即薛懷義）曾在此為僧，號白馬招覺和尚。馮被處死後，羅漢寺也被焚燒。因此，人們推測賀賁地下所得巨額白金為馮小寶私藏之財。今寺內尚存古碑六通。即：西晉惠帝敕封該寺普覺和尚為國師的聖旨碑；金大定年間尚書禮部牒碑；明正德年間任命該寺僧人釋湛文（花園裏人）為戶縣僧會司僧會的《吏部劄付碑》；明嘉靖年間的“重修羅漢寺畫廊記”碑、“重修羅漢寺記”碑（王九思撰文）、羅漢寺圖碑（釋湛文繪）等，這些碑石翔實地記載和描繪了羅漢寺曆史沿革和昔日的宏大規模。今該寺留存釋湛文舍利塔一座和明代所建的諸佛殿一座。本世紀初根據黨的宗教政策將寺院交給僧人管理。占地24畝的古刹已重修了圍牆，以期恢複昔日的宏偉寺容。距羅漢寺東南十裏處的棗林寨村有一座莊嚴寺，據《西安佛教史略》記載，該寺為古青龍寺，是白馬招覺院的姊妹寺，也始建於西晉時代，因此有“西白馬，東青龍”之稱。相傳唐永徽元年（650），武則天被唐高宗詔入宮前，來青龍寺莊重嚴肅（尼姑還俗梳妝打扮之意），因之此寺改為莊嚴寺。另外，秦渡鎮還與戶縣境內的草堂寺、重陽宮等宗教聖地，相距較近，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這些都使秦渡古鎮顯現出濃鬱的傳統文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