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忠仁
(一)
昔日的閻良鎮，秦漢時期歸屬古櫟陽。
公元前383年，秦獻公建櫟陽城，自雍遷都到此。秦孝公繼位後在這裏任用商鞅進行了我國曆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為以後統一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秦漢之際，項羽封司馬欣為塞王，曾以櫟陽為都。漢高祖二年(前205)，高祖“鎮撫關外父老，還都櫟陽”。漢高祖七年(前200)，遷都長安，置櫟陽為縣。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將櫟陽縣撤銷，渭河以北古櫟陽地區並入臨潼縣，元、明、清、民國直到公元1966年約700年間，閻良鎮一直歸屬臨潼縣。古鎮閻良距古櫟陽遺址15華裏。
閻良何時建鎮，宋、元以前無史料查考。據清順治《臨潼縣誌》記載：明代，本縣有鎮11個，康橋、廣陽、關山、閻良……到清康熙時，臨潼有15鎮：康橋、關山……八個大鎮，閻良、三鎮堡、武家屯……七個小鎮。又據乾隆《臨潼縣誌》載：“閻良鎮(縣北80裏，荊塬下)，轄銀劉堡、姬店堡、三田村、柳家村、繩張村、三鎮堡。”民國二十九年(1940)，實行新縣製，鄉村以鎮、保為行政區劃。閻良鎮下設七個保，共98個村，南北長約16華裏，東西寬20華裏，約60平方公裏，8.4萬畝土地，萬餘人口，鎮政府駐閻良街。
閻良鎮屬暖溫帶半濕潤季風氣候。境內有二河：清水河從鎮境西南流過，石川河從鎮境東北流經。地形明顯可劃分為塬、河穀地和渭河一、二級階地三個不同的自然區域，海拔483.2-361.7米。
古時，閻良水利設施見諸史書者有秦時修建的鄭國渠，由穀口東至閻良斷塬，工程采用了“橫絕技術”，即攔腰截斷石川河水，將河水彙集到幹渠之中以加大水量，過石川河到對岸的蛤蟆口再東流入洛水。利用北高南低地勢，在閻良境內形成自流灌溉網，使之成為“無凶年”的沃野之地。漢武帝太始二年(前95)，西漢所修白渠的北支渠由西入閻良境，東流入石川河，灌溉閻良大部分農田。北宋時，宰相寇準奏議引富平趙氏河水入櫟陽縣(今臨潼櫟陽鎮)，所修之渠史稱“萊公渠”。萊公渠由富平姚村流入閻良斷塬，經新合、西廣合、大小良村、渠彎村折流西南到三賢村，南流入櫟陽，從而使閻良農田得以灌溉。由於以上水利設施的興建，在兩千多年的封建農業經濟中，閻良地區的生產力基本上是先進的，其經濟也是不斷繁榮的。
閻良鎮北四華裏的荊塬之上有一漢太上皇陵，是漢劉邦父劉墓。高祖十年(前197)七月劉卒於櫟陽宮，葬萬年陵。太上皇陵平地起墳，墓塚呈覆鬥形，上小下大，平頂中間下凹，全用黃土築成，顯得莊嚴堅固。其形呈八角狀，閻良人稱為“八角塚”。劉邦在古櫟陽城內特設萬年縣，下轄3萬人口，以奉其父陵寢。太上皇陵背負高原，麵臨渭水，在劉邦看來，真是漢太上皇俯視兒孫萬世帝業的一塊風水寶地。今陵邊長68米，高約17米，是閻良人上原休閑、旅遊、觀光的一個好去處。
乾隆年本《臨潼縣誌》卷九記有閻良四景，現原錄如下：
櫟陽古都
櫟陽麵渭背荊，右擁豐岐之饒，左扼關河之險，秦獻公自雍徙都與東國爭衡，形勢便利。漢高帝還定三秦亦都於此。《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車書一統，規模宏遠，西京為最。若拓土開疆，可戰可守，唯此實稱雄圖。今城郭雖廢，氣象猶存，賦黍離者蓋不勝故都之感焉。
荊塬北障
荊塬為邑北界，綿亙數十裏，與驪山南北相望，陂陀擁護如屏障然。
穀口春漲
櫟陽西北田高，涇渠水不能到，因從斷塬口堤石川河水以灌之，故斷塬口亦名穀口。每值“春漲”，無論男女老幼皆執插爭引，不幾日而千頃彌漫，洵可樂也。今涇渠久塞，斷塬口渠亦日漸低下，櫟陽田畝無一能灌者，意欲築防別引，未知克有戍否？
清川別墅
清河多藻荇，旭景平浮，清風徐引，滿川綠搖翠幌，耀人心目。張氏築囿於此旁，草屋數椽，野蔬半畝，抱甕灌畦，優遊自適。餘額其門曰“得閑園”。蓋自苦不得閑，而深羨慕之也。
這“四景”，對古閻良的地理、軍事、政治、農事活動、人文景觀等作了多方麵真實的描述，真是難得的曆史資料。
(二)
山西《大槐樹誌》記載：永樂年間，直、魯、豫、秦等省，受元末兵荒災歉，居民喪之殆盡。徙太原、平陽、洪洞、蒲、絳等處人民，動輒數十萬戶，前往填殖，並非專遷洪洞人也……蓋因遷徙之時，驅各屬人民於洪洞大槐樹下，由此點齊分遺，臨別紀念，永久弗忘。明初晉民來陝落戶閻良，是當時政府有計劃、有組織、有安排的移民活動。閻良鎮薛雷村、萬仙屯、蒲家、張大夫、紀家等村屯就是晉民移到閻良後建起的村落。經過幾十年的經濟恢複，閻良不僅改變了元末遺留下的殘敗局麵，並有了新的發展，所以說：“今閻良大地，由明代興。”
清同治元年(1862)五月，陝西省東部發生了回民起義，戰爭的結果，使東起大荔，西止涇陽，南北寬達幾十裏的渭河北岸，又一次遭受了曆史上罕見的大破壞。閻良鎮境人口損失大半，許多村落被毀，大量農田荒蕪。光緒三年(1877)的關中大旱，閻良持續三年無雨，城鄉凋敞，幾乎成為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光緒十年前後，山東移民相繼來陝，閻良鎮的官路、萬南、大小良村、聶家、民理、三合、鳳凰、安蘆、農興、昌平、東來、徐家、鄭家、譚家、萊蕪、閻家、民合等都是山東移民建起的新村。這一山東移民活動在閻良鎮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時期。山東移民落戶閻良鎮，早者人均可得到一二十畝土地，或給本地老戶要些地畝，晚到者就多少要付些代價。好在地價不貴，土地容易到手。但來後吃、住、耕畜、籽種要自己解決。因此，移民來後許多人都先給老戶做長工、打短工，兼種自己一些土地。有些還兼做小本買賣，賺些口糧。不少人家初來時住廟宇、戲樓，以後才逐漸蓋起幾間草房。他們聚族而居，生生不息，艱苦創業，人口迅速增長，對恢複和發展閻良鎮經濟起到了巨大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東潼關外大片國土淪陷，一些河南逃難之人扶老攜幼，肩挑破舊家具，主要經渭南和鹹陽，遷來閻良鎮。他們不少人家在閻良火車站和閻良街挖地窖、搭起茅草屋居住下來。這些人迫於生計出賣苦力，幹起手藝活，開磚瓦窯、打鐵，挑起貨郎擔走街串鄉或沿門乞討。個別幸運者在閻良火車站組建起“腳子班”，承擔起車站貨物的裝卸、搬運工作；更有幸者還可加入到火車站機務、車務、護路等單位。六七十年來，河南移民已成為今閻良籍城市居民中數量可觀、在鐵路係統就業人數最多的一個群體。
閻良鎮之南六華裏處有一三賢村。清康熙年間的《臨潼縣誌》記載：這個村原有田真、田慶、田廣兄弟三人，都十分孝敬父母，是遠近聞名的孝子。父母在臨終前忠告他們：“你們兄弟要和睦相處，親善鄰裏，端正處事，除非院中紫荊樹枯，絕不能分房而住。”田氏兄弟恭遵父母遺言，竭誠團結無異。然其小弟田廣之妻心生異端，為達到分家目的，某日夜偷偷用沸水澆樹，致使紫荊樹枯萎。弟兄三人抱樹痛哭，悲泣欲絕，歎惜樹枯家敗矣！誰知汪汪淚水、慈善之心竟喚起枯樹重綠，兄弟三人又團聚一起，永不分離。從此後這個村便以“三賢”得名。清末出版的《三言》選本《今古奇觀》首篇中的《三人哭活紫荊樹》即指此也。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閻良鎮閻良籍人有萬餘人，他們之中又有本地人、山東人、河南人之分。那時飛機城始建，相繼又有東北、上海、蘇杭等五湖四海之人來此彙聚，且人數超過閻良籍人數的數倍。他們帶來的各地文化在這裏交融、碰撞、沉積，重新排列組合。在數平方公裏的閻良城區，形成了閻良鎮新的多元文化。它容納了我國南北文化的精華，在中外交流中不保守、層次高、易融於世界先進文化中，堪稱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先進文化的一部分。現在的閻良人正像哭活紫荊樹的三賢村兄弟那樣，緊密團結、相互幫助、文明和諧、友好相處，為建設閻良飛機城而努力工作，努力勞動著。
(三)
古時，閻良鎮荊塬下有一東西道路，它是渭河北岸一條交通大道，似較渭河南之道發展為早。三千年前發生的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巧斷“虞芮之訟”記載的是：虞芮兩國之君爭田，久不能決，找周文王要求評斷。入境後被周禮讓之風所感，自動退還，並把所爭之田作為間田，永結友好。這裏所說的“入界”走的即是西周境從西岐東經涇陽、三原、閻良，再東渡黃河的一條大道。很久以來，閻良人稱其為東西官馬大道。自隴海鐵路開通後，此道交通運輸才較前始有衰退。直至解放前，蘭州的皮貨、白條水煙、藥材，涇陽三原的蓼花糖、各種食品等物東運；東麵大荔一帶的黃花、大棗等土特產品西往的車輛仍然走此道，路經閻良鎮停駐過夜休息。另外，閻良鎮還有往南過渭河去臨潼縣、向東南去渭南、向西南過黑策橋到高陵和西安的三條大道。以上四條道路1938年前均係土路，膠輪馬車及其他車輛過往頻繁，偶爾有汽車通過。民國三十三年(1944)後，道路有所改善，不斷有汽車往來。但路麵狹窄、坑凹不平，又無專業養護隊伍，因此，民國以前的閻良鎮實無一條公路可言。四條大道在鎮境總長57華裏。除此，閻良鎮各保各村間還有鄉間道路共18條，全長174.5華裏，均屬田間土路，既為農業生產服務，又方便集市貿易。